酒与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时代特征，有着密切关联。正如王守国在《酒文化中的中国人》所言，“中国的酒文化不啻是一部蕴含丰富的百科全书，中国人思想行为、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印痕。” 中国如此，日本亦然，无奈拙文篇幅有限，仅能以窥斑见豹的方式，通过酒与色的关联，列数酒的“斑斑劣迹”。

中国夏朝末代君主桀，日日与宠妃和宫女饮酒作乐。桀“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令百姓不堪劳苦。据《尚书》记载，当时百姓指着太阳诅咒桀：“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与桀并称“桀纣”的商朝末代君主纣耽迷酒色。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将其腐朽生活概括为四个字：酒池肉林。周武王的弟弟周公鉴于夏桀和商纣嗜酒贪色，上行下效的教训，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禁酒令《酒诰》，并在各种正式宴会上设置“酒监”。

然而，官场饮酒作乐之风岂会就此杜绝？据《风俗通》记载，在汉代，“公侯之官，美女数百；卿士之家，侍妾数十。昼则以醇酒淋其骨髓，夜以房室输其血气。” 时至今日，在中国官场，相伴而行的酒与色，是否已止步不前？那一个个贪官有几个不是酒色之徒？中国古训：“酒犹水，可济可覆。” 历史的教训是否应该谨记？

日本没有史不绝书耽迷酒色的君主和群臣，但却有酒与色相伴的鲜明特色。酒在日本最初主要用以祭神。广岛县的严岛神社，岛根县的出云大社，均与酿酒有不解之缘。京都松尾大社是日本最古老的酒神神社，每年11月均举行祈祷酿造安全的祭祀。奈良的大神神社供奉的三轮明神被奉为酿酒之神，每年秋季即酿造季，各地酒厂的老板、杜氏（酿酒负责人），纷纷前往拜祭。按照佛教戒律，僧侣是不能饮酒的，但日本却有“僧坊酒”。也就是说，佛教传入日本后也“入乡随俗”。

据《浅草寺日记》记载，每年初一迎接新年的仪式上，众僧侣在吟诵《大般若经》，祈祷“天下泰平，社会安定，五谷丰登，当山安全”后，即面对各色美味佳肴，连饮数日。至于日本僧侣中有多少酒色之徒，狎妓嫖娼者，似难以计数。

据《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倭人“性嗜酒”，酒会乱性。因此，“酒是色媒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日本，但这里的“色”往往是指“男色”。据井原西鹤的《男色大鉴》所述，在江户时代，歌舞伎男扮女装的“女形”白天登舞台表演，夜晚上酒席陪客，是生活常规。著名“女形”更是应接不暇。当时京都著名“女形”玉川千之丞因“稍有醉意，面若红叶”，令一众僧侣倾倒。身着墨衣，手握酒杯的僧侣与“女形”寻欢作乐，是浮世绘的重要题材。

当然，那都是两情相悦。如果“霸王硬上弓”，则会遭遇难堪甚至狼狈不堪。例如，江户时代的京都有位著名“女形”叫玉村吉弥，某日，一恶棍对他纠缠不休，玉村吉弥急中生智，将恶棍灌醉并剃光了他的胡须，令他当众出丑。

在中国和日本历史上，与色相伴而行的酒尽管“劣迹斑斑”，但酒并不仅仅是 “色媒人”。在不同时刻，对于不同的人，酒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正如郭小川在《祝酒歌》中写道的：“财主醉了，因为心黑；衙役醉了，因为受贿；咱们就是醉了，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虽然在当下，生活的酒并非那么浓那么美，尤其是不少大学毕业生毕业等于失业，令我心忧。这时候，我需要酒。因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