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至1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了欧洲的立陶宛和比利时，分别参加了北约的首脑会议和与欧盟首脑进行了会谈，并且在这些接触和会谈中，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取得了广泛共识，应该说实现了彼此所追求的利益，比如说日本宣布继续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同时也在排放福岛核电站储存的核废水和完全撤销日本食品进口等问题上取得了欧盟国家的认可，而北约和欧盟国家也通过日本以及同时参加北约首脑会议的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首脑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与渗透。如果再联系到刚刚不久5月份日本作为东道主在日本广岛举办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及其所发表的宣言，可以看出日美欧全面合作的基本国际新趋势正在形成。也就是说，日本、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在政治安全乃至经济领域都试图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而强化这一密切合作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应对俄乌战争及其俄罗斯对欧洲安全的影响以及由于中国的崛起及其对西方世界的战略性影响等。

显然，这些普遍被承认为西方世界的国家之间强化合作，对于中国而言绝非福音，除去西方联盟已经商定的继续援助乌克兰及削弱乃至击败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安全环境有所影响外，包括在这一合作中的日美欧政治安全合作及其北约的所谓印太化、在经济上对中国的所谓去风险化即经济上的部分脱钩，以及印太地区日美等美国盟国的相互接近等等，都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环境及其经济发展带来各种负面影响。

而且，这次日美欧等西方国家之间的合作所导致的国际格局的重组变化，是近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国的外交环境历经几次大的变化，起初不懂新的国际规则或难以顺应历史潮流，在面对西方列强时屡战屡败，割地赔款，受尽欺辱，但那时面对的是各自分散的西方列强国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冷战结束，在历次大的世界格局重组变动中，虽然中国仍然并非主要角色，但都能够站在当时已经开始形成的集团对抗的正确和胜利的一边，这一选择使得当时的中国能够通过外交稍微弥补其综合实力不足的短板，甚至已经能够在对立大国集团之间左右逢源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比如在二战后冷战时期的美苏之间。

然而，冷战后的世界经过几十年的过程，却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用眼下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即中国成为了新的世界格局中的主要角色，但与此同时也被大部分西方国家视为主要对手甚至威胁，尤其近几年国际社会政治安全因素再次取代经济因素上升成为国际关系中考虑的主要因素，尽管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上联系密切且具有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在面对政治安全利益时彼此的矛盾和摩擦更多一些，尤其去年爆发的俄乌战争以及台海危机等安全问题更加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和不满，于是便有了西方国家集体谋求全面合作的新趋势。

对于中国而言，如何在新的变化面前审时度势，选择正确的外交，即考虑如何调整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至少要考虑如何缓解整个西方世界所造成的压力，而不可能一味只相信实力且依靠试图打遍天下的鲁莽行为来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说，中国的综合实力虽然比过去强大了，但中国的外交其实面临着近代以来最严重的时刻，如何选择正确的外交，将关系到中国在未来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乃至国家命运。（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