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日一个多月，眼看大学就要开课，但一直还未有安定的住所，心里不免有点焦虑。有一天，陈前辈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距离东京池袋不远的江古田的一间“国际学寮”（寮者，宿舍也）有意招收留学生。香港及印尼的几名早大留学生都已决定去住，目前还有空额，不妨去申请。

原来留学生们在四处碰壁之后，知道“不动产”依赖不得，不如联合刊登分类广告，清楚表明是亚洲留学生，免得在最后一分钟还起争吵。寻求租房的广告刊登之后，反应倒也不少，不过，经过前辈们一一分析，其中不是距离大学太远，就是阳光不足，或者过于腐朽、条件欠佳。有一天，来了一个电话，说是江古田某个教会（力行会）的宿舍从今年起有意招收留学生。于是乎，大家兴致冲冲一同前往。

该木造建筑共三层楼，除了招收日本各大学的学生之外，主要是让有意到中南美移居、参加该协会所主办的研修课程的青年住宿。该协会也有招收移居海外的日本“二世”或“三世”的留学生。但正式招收外国留学生，还是从我们那时候开始。

支援中南美“移民预备军”

宿费加晚餐，每月约一万余日元（那时1美元可兑换360日元），以当时的水平可说还算合理，加之房子也算干净，因此，我们——三名香港学生、一名印尼学生及我便决定一同搬进宿舍。其中两名香港学生及印尼学生抵日已有一两年。有他们相互照顾，又同样念早稻田大学可以结伴上学，日子倒也过得愉快。

搬进宿舍后不到几天，力行会的理事长永田老先生邀请我们几位留学生到他的住家做客。

由于当时初抵日本，对话内容我全听不懂，只记得当时还在大学念书的理事长长孙告诉我们：在日本，吃东西一般都不能出声，但吃面条却是声音越大越好。说完，就当场示范，逗得大家都哄笑。

接着，永田理事长和我们开始“对话”。主要话题是围绕着我们出身国的情况：土地面积和人口比例。在初步了解情况之后，老先生表示对新加坡和香港不感兴趣，因为，地方太小，人口又多，不能移民，但印尼倒有一定程度的潜能。接着，话题转入印尼。在临走时，老先生还再三劝说印尼留学生谢君要娶个日本太太回国。大家也都乘机开个玩笑，大表赞同，弄得谢君颇为尴尬。

战后的日本还有旨在鼓吹和协助日本人移民的机构，以及还有那么多的青年准备到海外移民，这对于我们几位亚洲留学生来说，确是感到不可理喻。由于住在同座宿舍，很自然地，我们也经常通过似懂非懂的日语及笔谈（汉字）方式和“移民的预备军”们交换看法。这些青年大多数来自日本各地的乡下，他们想到海外开拓新天地。力行会则除了帮助他们接洽对口的机构、协助办理移民手续之外，还开办为期数个月的培训、研修课程，内容包括：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及前往中南美各国的生活须知与地理、历史常识等。

“移民风”还未平息

为了让这些青年掌握“国际化”社交的应对能力，协会每两个星期的周末定期举办一次社交舞学习会。所有寄宿的男生一律收费80日元，隔临的武藏野音乐大学女生则收费50日元。他们希望留学生出席起示范的作用，我只出席最初的两次，接着就借故“逃课”。

现在回想，当时“国际学寮”开始招收留学生，一方面固然含有促使研修生和留学生交流之目的，让他们在出国前有机会和外国人接触；另一方面，相信也与战后想到海外移居的日本人日益减少有关。招收外国留学生，也可以说是该协会求存与发展的一条出路。不久前（80年代末期），笔者重返“国际学寮”，当时三层楼木造的屋子已不复见，取而代之的是新式的留学生宿舍。

近年来翻开日本报刊，常可看到讨论外国劳工问题的文章，日本大众传媒甚至形容这是“国民总参与”的争论课题。其中，有人视之为“国难”，强调日本人的特殊性，认为招收外来劳工只有加剧矛盾，造成社会混乱。殊不知直到不久前——1964 年东京奥运会之后和1970年大万国博览会之前，还有那么多的日本青年，在接受“研修”课程，准备到海外与其他民族制造“摩擦”和“混乱”。实际上，在笔者初抵日本的20世纪60年代，就曾听到好几位日本青年在不得意时，表示有意到海外移民。可见日本人“移民风”之停息，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