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办好手续，在中国广西凭祥跨过G322瑞友国道最南端的终点线时，我们知道正在穿过中越边境，进入越南境内的谅山省。

这是我们追寻唐初宰相褚遂良政治生涯踪痕的最后一站。站在巍峨的友谊关下，回想历史曾在这里发生了无数次具有拐点的重大事件——那些北属时代的安南之战，那次名震天下的镇南关大捷，还有革命先驱孙中山在这里打响的推翻大清王朝的第一枪……友谊关，总是站在攸关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口，让每一次穿行都写满了沉重。

行文至此，我们追寻唐初宰相褚遂良政治踪痕的系列游记已是第八篇，应该算是收官之作了。这一路走来，从浙江省杭州窑瓶巷到江苏省镇江丹阳东褚村，从河南省洛阳褚遂良墓苑、龙门石窟的《伊阙佛龛碑》到陕西省西安感业寺与大明宫，从湖南省湘潭市湘乡褚公祠到广西桂林开元寺褚遂良书法无字碑，我们自信，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学人、研究机构、包括褚家的后人，对唐初宰相褚遂良做过如此全路程、全方位、全景式的实地追踪。我们不为自己创造了对褚遂良“田野研究”的“第一”而感到自豪，反而通过一位唐初政治家跌宕的人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史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其人性、人格、人品、人德有了重新的认识。对任何历史事件，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不能够简单甚至粗暴地“一言以蔽之”的。

许多历史爱好者，愿意说褚遂良是“官二代”，似乎是他天生下来就嘴中含着金钥匙，注定要飞黄腾达的。有几人知道，褚遂良的父亲褚亮当年也曾因为牵涉杨玄感案而获罪，结果是被贬谪为西海郡司户，只能带着褚遂良和他的哥哥同往。那种“流放”之苦，给褚遂良少年人生留下了痛苦的心灵印痕。褚遂良或许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进入官场高端之后，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遭到贬谪，也是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踏上“流放之旅”。记得在长沙博物馆里，我们曾见到褚遂良谪贬在此期间写下过的那首著名的《湘潭偶题》——“远山崷崪翠凝烟，灿漫桐花二月天。游遍九衢灯火夜，归来月挂海棠前。”这首七言绝句，字里行间流露出褚遂良在潭州的无聊与失落、孤寂和悲情。

潭州，是褚遂良遭受谪贬的第一站。悲剧，并没有在这里终结。很快，他续遭谪贬，前往第二站——桂州（今天的广西桂林），距离大唐王朝的政治中枢——西安更为遥远。悲剧在这里仍然没有画上句号，在桂州，褚遂良再受诬告，声称有“图谋不轨”之嫌，又被谪贬到第三站——遥远的爱州做刺史，而“爱州”就是今天越南清化省一带。

三起三落。在中国古代政治官场，“三起”，谈何容易！“三落”，那是分分秒秒的事情！就这样，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盛夏，褚遂良贬谪爱州一年左右，在偏远闷热的爱州含悲而死，时年63岁。根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认为这次宫廷之争不是一场发生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权力的生死斗争。以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为代表的，自李唐家族兴起之初就与之建立联姻关系的“关陇集团”，和支持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通过经商或科举选拔进入官场的“山东集团”，在内卷、内讧、内斗中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和大脑中所有的智慧，给后人展示了大唐王朝繁华下冷酷的一面。

我们登上谅山旗台，俯瞰这片曾属大唐交州地区的土地，看着红墙塔楼那具有哥特风格的法式建筑，感叹历史沧桑。我们走在北越街头随处可见越南文字，难以相信曾经作为越南官方文字的汉字，在书写过几千年越南历史文化之后，经过近代法兰西殖民统治，早已面目全非。我们踏进佛教文化兴盛的同登灵寺，一边逛庙会烧香祈福，一边置身于这座属于典型中国传统建筑，看着寺里寺外楹联写着“春光普照”“福气长临”等中国文化元素，感觉历史并不如烟。

众所周知，自秦汉始，越南北部及中部北区被纳入中国版图，作为中国郡县和边疆地区存在。而北宋后，越南逐渐脱离中国而独立存在。也就是说，唐初宰相褚遂良正是生活在越南脱离中国前的最后一个时代。史学界把越南以国外列传作为研究，比如明人丘浚所著《平定安南录》、郑若曾所写《安南图说》，清人高熊徵的《安南志》、徐延旭的《越南辑略》。很遗憾，目前关于褚遂良客亡越南的文字记载甚少，但我们却从中发现几个值得考据的地方。

首先，有关褚遂良客死爱州的时间，始终存在一些争议。在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史类文学作品《唐会要》里记载：咸通九年（868年）正月五日，安南观察使高骈奏：“爱州日南郡北五里，有古中书令河南元文忠公褚遂良墓。”而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前都护催耿，因访丘坟，别立碑记云：“显庆三年（658年），殁于海上，殡于此地。二男一孙祔焉。”而唐人张怀瓘在《书断》里认为褚遂良卒于显庆四年（659年）。早一年，晚一年；大一岁，小一岁，对于褚大人来说，只是一个时间刻度的数字而已，让豪迈万丈的褚大人苟活一年半载，又能有多大意义呢？但是，褚遂良究竟死于哪一年，是后世学人应该搞清楚的。

其次，褚遂良去世之后，殡葬地点也有存疑。我们根据《唐会要》“爱州日南郡北五里”的描述，结合查阅越南已故历史学家陈仲金所著《越南通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9月第一版，据西贡新越出版社1954年第5次修订版译出），第二卷第五章“第三次北属”所写，己卯年即公元679年，唐高宗设安南都护府，分交州之地为12州，59县。我们这次寻踪褚遂良政治踪痕到达越南谅山省，就属于12州里的陆州。而褚遂良被流放地爱州，根据陈氏通史记载，当时管辖清化6个县。

但是，爱州自五代十国的南朝梁设置，后曾改名九真县，到唐武德五年（622年），复名爱州，其治所在九真县，隶属于岭南道。褚遂良于公元657年至658年任爱州刺史。当时，日南郡并不是属于爱州，而属于驩州，其治所在九德县。虽然同属岭南道，但可以明确的是，当时的日南郡不属于爱州，而属于驩州。

我们在行走越南时，确认爱州是今天越南清化省清化市一带，但驩州大抵是今天越南河静省和义安省，从地理位置来看，爱州在北，而驩州在南，偏属于越南中部北区。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位大唐王朝的爱州刺史，最后竟然殡葬于驩州的日南郡，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缘由呢？

再次，在褚遂良逝世，直到公元852年前都护催耿到访，前后将近200年，说明褚遂良墓地在越南一直保存完好，并未受到严重破坏，要不然就不会有“都护访丘坟之说”了。可以看出，此后赴任爱州刺史或驩州刺史，大唐朝廷对这位唐初首相总体还是认可的，使得墓地得以保护而没被破坏。而“殁于海上，殡于此地”这八个字就让人不禁产生一些联想了。“殁”是死亡的委婉说法，来源于“没”，古人用沉没比喻死亡。褚遂良殁于“海上”，这个海是爱州辖区的海，还是隔壁驩州的海，或者是两州临界的海？因何“殁于海上”，是考察水利工程不慎入海，还是恰值夏季热带遭遇洪水灾难？

同时，关于“二男一孙祔焉”，说明褚遂良是与两个儿子、一个孙子合葬的。他有三个儿子，褚彦甫是大儿子，官至秘书郎，褚彦冲是二儿子，官至城门郎，而最小的儿子褚彦季未从政走仕途。在褚遂良死后的几年里，朝中大臣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并未放过他的后人。三子彦季因年幼得以幸免，据此推理，应是褚彦甫和褚彦冲被杀后，和父亲褚遂良合葬在日南郡。25年后，也就是公元683年，唐高宗驾崩后，褚彦季得以回到洛阳。《新唐书》里还有记载，褚遂良有孙名“松”，《元和姓纂》里说，河南阳翟褚氏作“如松”，官至司农少卿。其孙加八品官，或许就是此人。

最后，有关日南郡这个地方，也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日南郡最早由汉武帝设置。据郦道元《水经注》里说，自此影以南，在日之南，故以名郡。也就是说，因为该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南，一年中两个月太阳从北面照射，而影子在南面，所以被叫作“日南”。根据地理方位来推测，日南郡应该在清化省的南边，而且常年高温炎热。含悲而死的褚遂良，直到852年接到奏疏被护送回洛阳，前后将近200年的时空跨度，他被护送归葬，以什么规格进行，沿途经过的地方官员如何看待归葬，归葬护送带回来什么呢？

我们还发现，日南郡其实自古也是流放罪犯的地方，比如著名东汉时期“党锢之祸”中的窦武，十分同情太学生，密谋刺杀宦官，后计划泄露，窦武自杀，其家属被流放到日南郡所属的比景县。《新唐书》内也有记载：同是唐朝宰相的姜公辅为“爱州日南人”，也就是今天越南清化省的安定县。再比如南宋诗人陆游在《师伯浑文集序》里，也以“徙比景”比喻被奸臣陷害。可以说，褚遂良生前被不断流放，死后也被葬在流放之地，还是一个接收罪犯之地，命运对这位唐初宰相实在不公。

我们还不禁感叹：当初褚遂良拥戴李治为太子，不惜反对立武为后，是过于看重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临终嘱托，对自己这位“顾命大臣”有着认知上的错误。褚遂良一生中犯下的最为致命也是最后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谪贬到爱州以后，还给唐高宗书写奏折，叙述自己助立太子之功，表达自己的忠诚。处在武则天白皙、丰满、温暖怀抱中的唐高宗，用拒绝御批的方式表达的自己的态度。从而让爱州成为唐初宰相褚遂良人生的终焉之地。

褚遂良步履蹒跚却是作为一个“站”着的人走进爱州的。褚遂良抑郁而死最终是作为一个“躺”着的人返回故里的。这个时候，喋喋不休地谈论褚遂良书法之美，已经毫无意义，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戕害人命、断人生涯，在这里做了一个最完美的注脚。

依依不舍，返回友谊关时，我们情不自禁地几次热泪回望……我们希望，在2023年11月4日，能够在日本华人著名导演凌庆成老师原创的四幕历史传奇话剧《武则天女皇》中能够与唐初宰相褚遂良“再见”。（作者系《日本华侨报》总主笔、世家家长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