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数目与设施或教职员人数不成比例，最突出表现的，该是大讲堂了。借用当时的流行语来说，就是“大量生产”（mass production）教育。对于慕名而到早大的外国留学生来说，这个震惊可算不小。我曾修过几个大讲堂的必修科。修读的学生共有多少我不知晓。只知道每当到了考试前夕，不但可容纳500人的大讲堂挤满人，课室外、窗外也站满了人，与平时讲堂内稀稀落落，有时还可看到一些学生躺在长椅上打瞌睡的情景恰好成正比。借用一名台湾同学的话来说，校方其实原来就预定有不少学生会逃课的。仔细一想，这也确是事实。试想，如果每天讲堂内外都爆满，别说掌握麦克风的老师不易控制场面，课室过于拥挤也会令人感到室内空气有些局促。看到大讲堂的如此情景，我曾写信给新加坡朋友，形容大讲堂的上课情景就宛如出席群众大会一般。对于日语一知半解的留学生来说，出席群众大会式的大课堂，也许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避免被提问的尴尬场面。有时看到全堂哄笑，也不知道同学们在笑什么。总之，人笑你也笑，日子倒是好混的。

曾有前辈告诉我，读书得靠自己，因为日本学生都很自私，不会轻易借你笔记的。为此，一开始时我就带着如此之心理，尽可能不求助于日本的同学。但平心而论，单凭着一年半载速成班的日文水平，别说是听不懂高谈阔论式教授的讲义，即使是慢条斯理，在黑板上逐点分析的讲义，要完全记录也不容易。如此下去，怎能应付期末的考试？心里不免有些慌张。因此，我曾鼓足勇气硬着头皮向平时较有交往的同学借笔记。起初确也证实前辈之言无误。因为，对方老是显得迟疑或者索性拒绝。不过，后来和同学们熟了，我总算搞清楚他们的心理和用意。原来其实不少日本同学上课所写笔记也是一塌糊涂的。设身处地着想，如果有人要向我借笔记，我也不会轻易借出的。

上课听不懂，笔记又记不全，期末考试怎么办？前辈们的回答是：没事，船到桥头自然直，大家能过你就能过。

考试前夕“标准答案”的推售

果然，到了考试前夕，一切开始有了“眉目”，原来大多数的老师在考试前夕都会暗示或者明示考试的范围或者甚至是可能出现的考题。根据老同学们的经验，只要将老师们明示或暗示的题目好好准备，考试准没问题。至于这些题目的标准答案，也不必操心，因为届时会有同学做好答案来兜售的。

学生做好答案来兜售——这对于日文还无法完全掌握的留学生来说，当然是一个喜讯。因为这一来可省了自己寻找答案的工夫。但这毕竟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因此，老同学虽然如此慰藉，我还是半信半疑。

“标准答案一份300日元，简单、扼要、准确的答案”——老同学们所说的兜售答案的场面终于出现了。在期末考试前的最后一节课，只见教授刚刚踏出大讲堂，讲堂内的几个角落就有同学站在椅上大声高嚷，兜售其答案。于是同学们分别涌至不同兜售处，其热闹场面不亚于上野的露天商场。“几个不同兜售处为何售价不同？”眼花缭乱的我只好向同学打听。“哦！他们的答案并不完全相同。”原来有几组人兜售不同的标准答案。他们各分别属于不同的学生俱乐部或爱好会。在不同团体前辈们的协助下，他们搞好标准答案并出售给同学，据说目的是筹募他们的活动基金或者减轻他们爬山、滑雪的旅行费用。那时电脑打字还未出现，复印虽然开始问世但并不普及，加之费用并不便宜，因此，同学们所草拟的答案，都是用手抄在铜板上，然后再用手式油墨机复印的。字体有端正与潦草之分，油墨有均匀与否之别，再加上答案详简之不同，其“市场价格”也就有所差异了。（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