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常有人满之患，大隈花园又得择日而入，在校园内四处溜达，看看各式各样的“看板”（竖立的“大字报”），倒也是消磨时间及了解日本国内重要动向与政治话题的一项途径。20世纪60年代正是日本国内学潮蓬勃的时代。早大是学运的大本营之一，也是“民青派”（日本共产党青年部派系）与“全共斗”或者说全共斗内部三派兵家必争之地。走入校园，随时可以看到三五成群，戴着形形色色盔钢帽的学生在演说、游行及至内讧武斗情景与每天更换、相互责难的“大字报”。不过，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要了解个中奥妙与彼此之间的重大区别，也不简单。首先，得看懂学生们独创的汉字，知道佐（上艹下卜）首相是指当时的首相佐藤荣作。接着，得学会辩识不同颜色的盔帽所代表的不同派系。至于学生的演说，一般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吸引力。那时，偶而也有学生运动家到我们班上发传单及演说，但都没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于校园内通过扩音机的演说，此刻记得的就是一片“沙沙”（“サア、サア”，演讲时常用的前置词）声，以及紧接着游行队伍的呐喊声。

不过，平心而论，撇开这些“看板”的观点正确与否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说，当时大学生的政治敏感是十分高的。我是学新闻学的。在学生时代，就已开始替新加坡两家华文报写通讯稿。我发现到，大学生“看板”提出的不少问题，其实也正是战后日本国内“国民总辩论”的大课题。从日美安保条约存续的问题到冲绳与越南战争的问题，从大学的改革问题到对明治维新百年的评价，从国歌、国旗问题的争议到教科书问题的裁判乃至自卫队问题，无不一一出现在“看板”上。比较不同“看板”不同的标题、论调与措词，这对有志从事新闻工作或者正在从事报道工作的人来说，倒是认识日本社会（至少是日本青年想法、看法）的一个良好渠道。

学生对于大学教育不满的情绪，作为同年代的留学生，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能够引起共鸣的。私立大学“大量生产”教育的弊端显而易见，近乎形式存在的两年一般教养课程对于满怀壮志，想在大学学一技之长的学生，到底有何帮助？老实说，是大感失望的。

从“四当五落”到尽情享受

针对新来同学的满腹牢骚，记得当时留学生学长慰藉后辈最有力的说法是：大学最初两年的一般教养科目都不太重要，不必过于介意。反正我们的日文水平在第一二年肯定是一知半解，利用最初两年一知半解的日文，学习听讲与记录不重要科目的讲义，这对于往后进入本科专业将会有所帮助。因此，这两年对于留学生来说，倒是一个熟悉大学环境的过程，不算浪费。

利用最初两年的课程熟悉大学环境，这当然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或者说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自我督促，免于陷入失望、消沉的一项做法。但认真一想，日本当局或者日本的大学（特别是对于留学生众多或者标榜国际交流的大学）如果真的是重视留学生教育，岂不是应该在日文教育（在这一方面，早稻田大学语学研究所曾积极扮演一定的角色）与课程方面作一些努力、调整和考虑？

在抵日之前，笔者也曾看到有关日本的大学入学考试竞争剧烈的报道，但“四当五落”（即睡4小时的学生考进大学，睡5小时的学生落第）还是在到了日本之后才首次听到的，当时不免有所惊慌与感到不可思议。惊慌的是，日本的学生如此用功，相对上显得松懈的留学生怎样跟得上去？不可思议的是，大多青年在失望之余，其冲击为何如此之大？这回重返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四当五落”与“五月病”（日本大学4月开学，一个月后不少大学生感到失望与失落而得忧郁症乃至自杀，日人称之为“五月病”）之类的流行语已不复见。但仔细一想，“入试地狱”仍然健在，日本学生为了投考大学搞得神经衰弱或不正常的故事，还是常有所闻的。至于“五月病”确已少有所闻。也许“大学者就是如此！”已经在新人类大学生当中生了根。大学生对大学既未存有太大的期待与喜悦，也无所谓什么失望与失落。

什么“大学生的使命”、“时代的先锋”，那是20年前、30年前（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存着各种“梦”、精力充沛的前辈们所想的“蠢事”。今日大学生发泄精力的最好做法就是尽情享受、尽情欢乐……一名年青朋友即向笔者指出，在考入大学之前活得那么辛苦，在进入公司之后又得那么拼命，大学期间是我们一生中唯一得以稍为松懈的时刻。此刻不尽情欢乐，还待什么时刻？何况社会（包括未来就业的公司）和家长对我们在大学所学何事，既不关心，也没有期待。各方所注视的是，你是盖上什么“商标”（大学的印章）。（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