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对大学生未存有任何期待感，大学生已丧失社会“使命感”的情况下，再加上“能进就能出”的教育政策的结果，大学的校园确已成为日本青年一生中唯一得以畅所欲为、尽情享受的休闲处。1989年 4月，自从我转业为“大学教官”以来，几乎每个熟悉的日本朋友都曾向我提出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大学生是否用功？”如果我的答案是：“有些学生也很用功。”对方总要露出十分惊讶的神情，认为那是例外中的例外。

大学生不读书，有关日本大学生的社会形象的改变，笔者在 1984 年到东京小住时，就已经有深刻的感受。在一篇题为“日本大学生气质变了”的通讯稿中，笔者就曾经如此地报道：

“在过去，如果有人问我对日本大学生的印象，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勤俭、认真、求知欲旺盛和集体观念强烈。’

记得一位同年代的留学生就曾经真情流露地说：‘日本学生的水平原本比我们高，再加上彻夜的勤学精神，我们如果没有发奋图强，加倍努力，是永远无法赶上他们的。’

但是，如果今天（按：20世纪80年代）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我的回答可就没有那么肯定与明确。老实说，经过四处走访和观察，笔者不得不同意：日本大学生的气质变了！变得那么彻底，那么迅速……”

学生升为“贵族”

勤俭不再是大学生的美德。大学生在人们眼中，与其说是“认真”与“求知欲旺盛的青车”，不如说是“热衷于享乐的一代”。至于集体的观念和精神，则早已被“自我中心”的思想意识所取代。

日本大学生不像过去那么勤俭，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家长收入提高；另一方面是，大部分的家庭只有一两个子女。因此，许多家长即使经济情况不算太好，但由于爱子心切，也勉为其难，尽可能满足子女的各种愿望。据日本教育部的一项调查，在东京私立大学求学的学生，其家长四年之间所需负担的费用平均为 750万日元，比起一般家长每年扣税前的收入还要多。虽然如此，大部分的学生并未通过“兼差”来减轻家长的经济负担。这和过去的大学生竭尽所能、不向父母伸手（即使家境不错的学生）、力求自力更生的社会风气相比，可以说是天渊之别。换句话说，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真正半工半读的苦学生已经大大减少了。

苦学生的减少，当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从经济困境解放出来的大学生，如何利用其“剩余”的时间与金钱？他们和勤俭的前辈相比较，求知的欲望与学术上的成就，是不是有进一步的提高？

据笔者的观察，大部分的学生其实还是有打“短工”的。不过，他们兼职的内容与目的，已经和过去不同。在过去，学生为了学费和生活，什么粗工都肯做；现在，学生兼差的目的绝大部分是为了购买高级品、旅行和其他的享乐。在经济泡沫时期，由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人工短缺，因此，一般上学生只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劳力，收入都还不错。大学生这种“吃父母、读父母”，又再打短工、捞高酬的结果，促使他们过着不逊于一般职业青年的豪华生活。他们不仅拥有彩色电视机、冰厨、音响系统设备，而且还时常旅行。难怪一般商家不再认为大学生应该特价优惠（按：日本是一个十分重视教育和尊重读书人的国家。在过去，只要有一张学生证，处处可享受优惠），而认为是购买力、消费力旺盛的所谓“学生贵族”了。

从处处需要商家的“勉强”（日语，打折的意思）优待，到成为“贵族”，这的确反映了学生在社会上经济地位的改变。有人认为，这也确实说明了日本人的生活，已经从战后“物质贫乏”的年代，进入丰衣足食的社会；因此学生倾向于享乐主义，是自然的趋势，无可厚非。

只关心身旁琐事

然而，不少有识之士却担忧只知享乐的下一代完全丧失了前辈苦拼的精神。一位评论家即指出：“现在的一般学生，除了关心自己的身旁琐事、关心服装、名牌货与享受之外，对什么都提不起太大的干劲。他们到大学，与其说是想求知识，不如说只是想交交朋友。”

针对这样苛刻的评语，笔者最初还半信半疑。因为在笔者的学生时代，日本大学生（至少是男生）一般上都不修边幅，甚至引此为荣。特别是名校（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的学生，穿着全黑色的校服，真是八面威风。在他们的眼中，发型、服装与名牌货，那是有钱少爷与千金小姐闲着发闷的庸俗玩意儿，知识青年（特别是负有时代使命感的大学青年）即使不至于不耻与之为伍，也不会热衷于谈论与追求这些俗务的。（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