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留日时代的学寮（按：学生宿舍）生活，不能不提起我与“新星学寮”结下的一段缘。

我是在1968年4月至1969年3月入住新星学寮的。现在回头一想，这一年正好是日本传媒所说的“激动的年代”。越南战争的激化、欧美反战青年走上街头、法国学生占领拉丁区……席卷全球的反体制运动正发生在这个时期。以日本而言，与新星学寮近在咫尺的东京大学正面正悬挂着切·格瓦拉与毛泽东的肖像，大门两侧则写上“帝大解体”与“造反有理”的鲜明口号。学寮的另一通道即可看到挨近东大赤门的安田讲堂，那是东大生与军警攻防战，具有日本现代史象征意义的所在地。1969年1月18日和19日安田讲堂陷落的情景，我们是在寮的晒衣台上观看的。

宿舍食堂 雄辩场所

与上述“激动”的事项相比较，日本学生与亚洲留学生混住的学寮生活显得十分平静。当时来自越南的留学生共有三名、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留学生三名，另有一名台湾留学生，余者10余名日本学生来自日本的各大学。也许是为了让留学生和日本学生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每名留学生都分配和一名日本学生住同一间宿舍（上下铺铁床），并定期交换舍友。最初和我同住的是时任寮长石原君，接着是大田原君，再来是增田君，最后是穗积（一成）君。一年之间，居然换了四名舍友，不能说不频繁。

不过，平心而论，彼此交流最多的地方并不是宿舍。以我的情况而言，石原君每晚都到住在后院的理事穗积五一先生的家为先生按摩及听取其训导；小田原君和增田君两位都是非常用功的“勉强家”（按：勤奋努力的人），特别是增田君，他在宿舍的时间除了睡觉之外，就是开桌灯看书。至于穗积一成君（理事长长子），当时似乎热衷于参与一些学生运动，经常戴着不同颜色（代表不同派系）的盔甲帽参加各种集会和游行，难得在宿舍见面（因为我早睡早起）。

也许，我们留学生与日本学生交流最多的地方，是一楼玄关右侧的食堂和厨房。一来是因为我们的早晚餐是由寮生轮流（早餐一个人晚餐两人一组）负责的。从材料的购买到料理准备和完成，以及共进早晚餐，20余名寮生每天相聚的食堂是够热闹的。二来是因为食堂是木制古老三层楼宿舍唯一允许使用石油取暖器的地方，我们几位来自热带的留学生都爱到食堂看书读报或聊谈。也有好几位关心亚洲问题的日本寮生常到食堂和留学生交流与对话。话题天南地北，从东南亚人的日常生活、社会动态到当时热门的越南战争问题，从日本学生运动的走向到如何看待佐藤荣作政权、日美安保条约问题和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包括战争问题等）。由于彼此成长环境不同、知识结构的差异，通过对话与交流，的确有助双方的相互理解，彼此获益良多。但出自同样的原因，彼此之间有时也难免争辩得面红耳赤。不过，对我而言，这些对话（特别是激烈的论争），正是促使我们彼此认真思考日本与亚洲问题的焦点与原动力。

偷偷删除“寮誌”记录

不过，与日本大学生坦率对话或论争，留学生有时也有不安之处。原因是当时东南亚正处于国际冷战的最前线，越南战争则不仅是“冷战”而是真枪实弹的“热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身处外国的东南亚留学生一般都养成不公开谈论“敏感政治”话题的习性。与此相反，当时正在享受着百年来少有的“战后民主”的日本大学生则天天上街游行示威，大跳蛇舞，高喊“打倒日美安保条约”和“粉碎佐藤政权”的口号，其中还穿插着代代木派（指总部位于代代木的日本共产党）与反代代木派学生之间势不两立的“内斗”……正因为如此，对于喜爱争论而又认真的个别日本寮生每天在“寮誌”上一五一十实名记录与留学生在食堂对话的内容，不免引起个别留学生的不安与忧虑。因为记录内容是否准确或者是否有断章取义是一回事，但白纸黑字留下敏感话题的记录毕竟不是好事。记得在一个夜晚上，某君越看越感不安，悄悄地把某日的寮誌撕掉。此事是否被记录者发现，迄今未明（一笑）。

学寮每月都有一次寮会，除了全体寮生之外，出席者还有穗积五一先生、夫人和寮出身的大前辈，包括在亚细亚文化会馆服务的田井、小木曾、田中（宏）和工藤。寮会内容包罗万象，主要是有关寮的运营工作问题，穗积理事长也会随时发表意见。曾有一个时期，寮会集中讨论如何自主筹款兴建一间小宿舍（即后来的“苍生寮”）的问题。

热水壶修补的哲学论争

在诸多寮会和学习会（“勉强会”）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寮会上曾为食堂有破损的大热水壶是否需要修补而引发的一场论争。

事缘有寮生建议购买新的热水壶，却招来了几位寮生的反对。他们主张修补就行。赞成者认为此壶已经腐旧，即使修修补补也用不了多长时间，且修补费与新壶的费用相差不远，何不来个一劳永逸，买个新壶？反对者则认为，这不单是金钱的差额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待物质的问题。于是乎，你一句我一句，简单的茶壶购买问题，变成了一场关乎哲学与价值观的论争。眼看着时近午夜零时，留学生们纷纷溜回宿舍睡大觉，日本学生则越辩越热烈，大论争还在持续中......第二天，我问一位睡眼朦胧的日本寮生，昨晚“热水壶哲学论争”的结论是什么？他迷迷糊糊地回答道：“我也不晓得。总之，非常兴奋与快乐！”

“那是一个还有梦的年代！”

啊啊！不求结论，只求享受过程。这也许是力求“满场一致”的日本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应该补充一句，如此这般认真、纯朴探讨问题的思维与精神，与我后来在各大学出席的教授会议出自各种考量、拖拖拉拉、议而不决的“享受过程”，还是有巨大差异的。

四十多年前，曾有一位日本外务省高官单独宴请我这位应邀访日考察、来自赤道的报人。在查明我留学日本的时间段之后，这名酒饮微醺的高官若有所思地说道：

“哦！那是一个还有梦的年代！”（作者系新加坡学者、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