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三位研究员万依、王树卿、刘潞在《清代宫廷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一版）“第二章 宫廷典制逐渐完备”中写出了清代入关后第二位皇帝——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设御门听政制度”的有关内容。应该说，在我所见到的有关清史专著以及专文中，谈及此事的尚不多见，将其视为康熙帝研究的一个新的突破点，也未尝不可。

需要指出的是，三位学者在著作中写道，“康熙朝时，由于皇帝本人的勤奋，几乎天天御门”，“每天的御门听政成为玄烨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不知是否是受到这个“结论”的影响，当代学者阎崇年则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一版）里将这一结论拓展为：“从康熙开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就是在皇宫乾清门前，由皇帝亲自主持御前朝廷会议。”他在《康熙大帝》（中华书局，2023年第一版）中也说“康熙听政后，每日早朝，御门听政”。

当然，也还有的学者在没有搞清历史事实的前提下，推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蒋兆成、王日根在《康熙传》（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中第十一章中指出：“康熙九年（1670年），康熙接受熊赐履的建议，开始举行历代帝王的经筵和日讲。……自开经筵后，康熙一早就在乾清门御门听政。”实际上，康熙的“御门听政”是从他亲政之日的康熙六年开始的，而不是始于康熙九年。此外，“经筵”与“御门听政”也不是一回事情。前者可以说是“大型学习会”，后者则是“决策制定与执行会”。

在我看来，这样的叙述，会让读者产生“康熙无一日不朝政”的错误认知，甚至会以此印证那个颇为虚幻迷离的“康乾盛世”。

对此，也许有的学者会引用《清圣祖实录》中有关康熙帝曾不时讲过“朕每日听政”、“不日日御门理事，即觉不安”、“朕每日听政，从无间断”等等话语来做佐证。我想指出的是，康熙帝之所以这样讲，是抱有自我炫耀之心，具有夸大事实之意，属于一种人为的自我“拔高”。而后来学者如果也据此跟着做这样的表述，那至少是缺乏学术上的严谨，甚至暴露出阅读史料上的“软肋”。

可以这样讲，与清代入关以后的其他九位皇帝相比，康熙帝在“御门听政”方面无疑是最为勤奋的。但是，如果认真梳理史料，也就会发现无论康熙帝如何精力过人，如何勤奋勤政，都是无法做到“每天”御门听政的。

康熙帝曾有近两个月未能御门听政

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二十三日，康熙帝时隔近两个月后再次出现在乾清门。这是他在皇宫“御门听政”的最主要场所。在此之前，康熙帝祖母患病，他日夜守候在祖母居住的慈宁宫，并“令各衙门本章俱交内阁”。从那个时候到祖母去世及办理丧事期间，康熙帝“不御门者几两月”。这条史料说明，康熙帝曾有将近两个月没有做御门听政的事情。

康熙帝曾有近五旬未能御门听政

另据《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正月癸丑，康熙帝在大病一场后重新御门听政。他说，“诸王大臣往往群集请安，云望朕躬速愈。朕身罹大忧，因致获疾。”紧接着，康熙帝表示，自己“动履甚难，寝卧几及五旬。”一旬为十天，也就是说，康熙帝这次因为生病，有将近五十天的期间，没有能够御门听政。

康熙帝还曾不时中断御门听政

纵观康熙帝执政的六十一年期间，除了上述两次较长时间没有能够御门听政以外，还有不时中断御门听政的事情。下面，围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到康熙三十一年（1692）期间，试举几例。

例一：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二月己巳（二十六日）。康熙帝因为孝昭皇后忌辰，“不御乾清门听政。部院各衙门本章俱交送内阁。”

例二：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七月乙巳（十一日），康熙帝因为“大行皇后（佟氏）崩，辍朝五日。”这次，是康熙帝因为皇后病逝而没有御门听政。

例三：康熙二十八（1689年）年四月癸未（十七日），康熙帝因为文皇后忌辰，“不御乾清门”听政。

例四：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六月辛未（初六日），康熙帝“因祈雨，致祭天坛，斋戒三日，不理事。”也就是说，这三天康熙帝没有御门听政。

例五：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十一月庚子（初七）。康熙帝“因有事于圜丘，斋戒三日，不理事。”

例六：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正月戊戌（初六）。康熙帝“因有事于祈谷坛，斋戒三日。”

例七：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五月壬寅（十二日）。康熙帝“因有事于方泽坛，斋戒三日，不理事。”

例八：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丙子（十八日）。康熙帝告诉各位大臣：“朕体较前大愈。久不见部院诸臣，思欲相见。明日当御门见之。”显然，在此之前，康熙帝因为患病没有能够每天御门听政。

例九：康熙三十年（1691年）十一月丁丑（二十七日）。因为“部院各衙门无奏章，上（康熙帝）不御乾清门。”这次，康熙帝是因为大臣们没有送上奏章而不到御门听政。

例十：康熙三十一年（1692）十一月丙辰（十一日），康熙帝因为“有事南郊斋戒三日，不理政事。”

其实，康熙帝这样临时中断在皇宫御门听政的事情，在《清圣祖实录》以及《康熙起居注》中可以说数不胜数。清朝鄂尔泰、张廷玉等编纂的《国朝宫史》（北京古籍出版，1987年第一版）卷十二中引用的康熙帝《御制御门日作诗》中也说“巡狩几万机，讵有闲宵旰。还宫即御门，朝簪及延见”，显示出康熙帝外巡久别御门听政后一种兴奋愉悦的心情。当代学者郭松义主编的《清代全史》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一版）也指出，“进入四十年代后，康熙帝听政的次数较前明显减少，但每月至少也得一两次，多的可达到八九十次。”这里，允许我不做过多的史料以及学术著作的摘引，以免“掉书袋”之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这些中断的御门听政里面，可以看到康熙帝的内心情感以及那个时代的执政特色，但无法否认的是：康熙帝并非“天天御门听政”。

最后，我想提及的是，《清圣祖实录》卷二十三记载了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初七康熙帝亲政之日第一次御门听政以后，指出“是日，上（康熙帝）御乾清门听政。嗣后日以为常。”这里面的“日”，应该犹如大唐诗仙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那个“三千尺”是虚词，而不是实词。后来学者如果对此不加注意，也就会跟着模糊了历史，甚至不自觉地就把康熙帝“拔高”了。（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