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蒋氏宗亲蒋俊杰先生，可谓是蒋氏宗族、蒋氏文化的“热心人”。如果按照一些族谱上的“行话”，我觉得他也可以被称为“贤子孙”的。在他的热心、耐心的张罗下，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终于在2022年成立了。

群龙不能无首。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成立伊始，自然是讨论谁来担任会长的事情。蒋俊杰等日本蒋氏宗亲们推举我担任首任会长，或许是因为我从事媒体数十年，有些名气吧。但是，我并没有痛痛快快接受下来。

第一，是因为我个人从来不以姓蒋为荣，反而是因为青少年时代绰号 “蒋介石”，一直都在“打倒”的行列里。蒋氏没有给过我“口含金钥匙”出生的感觉，反而给我带来青少年的心理阴影。有人说“童年的阴影需要用一生来治愈”，我则认为童年落下的阴影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第二，是因为我知道日本健在的蒋氏宗亲中，蒋晓松先生比我名气更大，他在百度上被认定为“文化人、实业家、社会活动家，博鳌亚洲论坛主要策划人和推动者”，是“电影导演蒋君超和著名电影演员白杨之子”，因此我建议邀请蒋晓松先生出任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首任会长。

热心发起者们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一起去拜访蒋晓松先生。出人意料的是，蒋晓松先生也说自己并没有感受过蒋姓带来的荣光。比我年长8岁的蒋晓松先生也谈到那段岁月“逢蒋必骂”的往事，他不愿意担任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的会长。在我们的反复“进劝”之下，蒋晓松先生勉为其难地答应担任“名誉会长”。这样，热心的发起者们转身又把“枪口”对准我，其过程不再多说。我在蒋俊杰答应担任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执行会长的前提下，也就是他负责干实事，我只挂虚名，这才允诺出任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的首任会长。

从那以后，蒋俊杰先生就追问我的出生地以及字辈。这“逼迫”我回想起祖父蒋鹤侪在那个岁月被逐回祖籍锦州的事情。它让我因此知道自己的祖籍是辽宁省锦州。蒋俊杰先生说“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你家是大户人家，你家应该有家谱的。”听后，我笑了，并告诉他：“在我整个青少年时代，家族所有亲属都对往事讳莫如深，只字不谈。还是我1988年出国以后，1990年第一次回国期间，我父亲到我的小家住了一个晚上，和我做了从未有过的一次深夜长聊，给我讲了一些蒋家的往事。”但是，我家真的没有家谱。

蒋俊杰先生得知我祖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日本留学的，更根据此判断我的这个“蒋家”一定是“大户人家”。他通过朋友到辽宁省锦州去了解当地的蒋氏，结果发现当地有不少蒋氏名人。他问我是哪一支的？我真的是“被逼无奈”，就对他说：“你看哪支最有名，就把我算作哪一支吧。”曾在辽宁省外办工作过的朋友听说此事后，对我说：“蒋老师，你回锦州寻一寻根吧。”弄得我心里一阵酸楚、凄凉。

蒋俊杰先生还把到日本访问的一位江苏女实业家带到我任职的《日本华侨报》，介绍她在做实业以外还积极从事蒋氏家谱的搜集和研究工作。蒋俊杰先生本人也积极地到日本东洋文库等国宝级图书馆寻找蒋氏家谱，据说是收获颇丰。嗯，落到了我的“名”——“丰”字上。

说什么族谱？我只记得那个岁月的一天，我在小院里顽皮的喧闹着，我那疼爱孙子的祖父突然冲我发脾气，怒声说道：“你跟这里混折腾什么？你二爷死了，我心里烦呢，你给我滚到一边去。”当时，我也不知道问一问他们那一辈是不是“鹤”字辈？！我只知道我父亲蒋震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妹）十人，他是长子，他们十个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雨”字头。这大概也不能叫“雨”字辈的。

而我这辈是兄妹三人，名字是力、丰、方。我父亲说他给孩子们起名字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什么辈分，只考虑到简单易写，让孩子长大以后不会为那些笔画繁华的名字而发愁。到了我和家兄蒋力生儿育女，我儿子出生的时候，给他起名为“旸”，家兄儿子出生的时候，商量了一下，其名为“旼”，我们内心中那种难以言述的追求和渗透在血液的中文化基因，终于让下一代成为了统一的“日”字旁辈。

现在，我有两个孙子，起名字的时候，被娇惯长大的儿子一句都没有问过我，结果是一个叫“晃”，一个叫“昴”，成了“日”字头辈。“日”字旁辈与“日”字头辈看起来有些冲突，但想一想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到日本读书的儿子能够有如此的文化血脉传承，我应该烧高香、磕响头了。

饶舌再说一个相关的话题，我母亲名叫杨忠平，是家中的长女，她的妹妹叫杨恕立，大弟弟叫杨道申、小弟弟叫杨德正。想一想我已故外公、美国哈佛大学汉学教授杨联陞在给子女起名字方面应该是用心的，四个子女，中间的字合起来就是“忠、恕、道、德”。血脉中更重视的是文脉。有文化，就是不一样！那么，如果是有五个孩子，应该叫什么呢？那个年月也没有听说有“计划生育”的事情啊！显然，他这位名誉海外的汉学家，给孩子起名字时，不是重视“字辈”，而是偏重价值观。写到这里，我自己先想笑了。

话说回来，因为蒋俊杰先生的“逼问”，才让我关心起家谱问题。尽管我是历史专业出身，读过许多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也读过一些地方志，但是，坦白地说，我并没有认真地阅读过一部家谱。

家谱很重要吗？接触家谱以后，我才感觉它真的很重要。大清陈臣虞纂修的《（浙江上虞）夏氏世谱》中说：“今夫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学。国之有史，纪月编年，悉载朝廷之政教。家之有谱，序列宗祖，常留氏族之规模，则谱之所系岂细也哉。”他把“家谱”与“国史”等同起来。开始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陈臣虞太会忽悠了。后来，发现持有这种观点的，并非他一人。明代嘉靖年间汪泰等纂修《（安徽休宁）新安休宁岭南张氏会通食谱》的时候也说过，“族有谱，犹国之有史。史以立万世君臣之纲常，谱以疏子孙千载之伦纪。” 清代郑其名等纂修《（浙江淳安）遂安乳川俞氏族谱》时也说“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所以考往昭来，垂示惩劝者也。” 清代杨德时等纂修《（浙江浦江）浦阳桃溪杨氏宗谱》时还说：“国有史，家有谱。史者，载治乱，志安危，历朝之大账簿也。谱者，溯本源，详支派，一族之大账簿也。”

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袁懋爵在主修的《（浙江上虞）袁氏宗谱》中说：“世家大族簪笏相继，必为谱牒以著其世。”也就是说，家谱是“世家大族”才会有的。民国年间施春雨在纂修《（浙江金华）金华肇峰施氏宗谱》中也说“古之世家巨族，必有谱焉。” 清代楼鹤鸣在纂修的《（浙江诸暨）暨阳天稠乡砚石包氏族谱》中公开地说：“曾为大家而可无谱乎？” 今天，我家没有家谱，确凿地说明我这个蒋家不是一个“世家”，也不是什么“大户人家”。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今后开始关心家谱，因为我还担任着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的会长呢。（作者系日本中华蒋氏宗亲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