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田丰八，号剑峰。1869年10月19日（明治2年）出生于德岛县美马郡（今美马市）。1895年藤田丰八在东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文科汉语专业毕业，1896年与田冈嶺云等合办东亚学院，后应上海教育家罗振玉之聘，赴上海执笔《回报》杂志。此后，直到他于1919年返日为止，在中国执教、翻译、办报纸杂志等，前后历时达17年之久，堪称一位资深中国研究家。

藤田丰八一生经历了日本的明治、大正和昭和三个朝代，在中国也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代，粗粗地算下来，就是五朝人士了。他在中国的职历也为他日后从事史学研究，传播中国历史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比如，他毕生最重要著作之一的《东西交涉史的研究》（分为《南海篇》和《西域篇》两部）。其中的《南海篇》收录23篇论文，研究南亚各地从海路与中国交往的历史，并对文化交流作了详细考证。也因此，《南海篇》被日本列为南海史研究的“首要读物”。《西域篇》则收入论文16篇，论述中国与中亚、西亚及西欧的交往史以及文化交流史。因其内容考证精细，被誉为日本早期中亚史研究的名著。

此外，藤田丰八著作还有《碎叶与焉耆》《上代于阗国都之位置》《月氏故地与其西移年代》《条支国考》《黎轩与大秦》《鄯善国都考》《支那文学史》《先秦文学史》等著述计64部，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有关，作品涉及历史、考古、地理等多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也正因这些雄厚的积累，藤田丰八在日本被誉为著名东洋史学者、文学博士。

个人认为，在藤田丰八一生的著述中，《东西交涉史的研究：南海篇》可谓重中之重。用日本人自己的话说就是，“藤田博士的论文永远光耀日本史学界”。因为，这本著述为日本研究南海的历史、地理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是日本研究中国与西亚、西方交流史的珍贵文献。

先来看看藤田丰八的“石塘”观。藤田丰八经过查证，认为把南海岛礁命名为“石塘”的最早史籍是宋代文献《宋会要》。换言之，间接说明了起码到《宋会要》成书为止，南海一些岛礁尚属无主之岛礁，故此，才需命名。而且从他援引抄录自赵汝适《诸番志》序中的：“蛮夷通货于中国古矣。繇汉以后，贡珍不绝。至唐时市舶有使，招徕懋迁之道，自是亦广。国朝列圣相传，以仁俭为宝，声教所暨，累译奉琛，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等来看，他不仅认为南海蛮夷各部与中国通商已久，并且进贡不断，而且，从文中还看的出他也同意中国早在那时就已“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的说法。这也就是说，藤田丰八是在经过各种资料汇总、查证的基础上，最后认可了这种说法才引为己用的，当然也通过“进贡”“置官”等史实间接证明了宋朝在南海区域的主导权。

我们再来看藤田丰八眼中的南海海路以及焦石山和师子石。藤田丰八在研究古资料时，最推崇的是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著的《通典》。他认为杜佑最大的功绩就是在《通典》中标明了唐代中国对南海海路的判别、区分，以及对南海各国具体位置的判别，真正地为沿途海国指明了方向。

其实，从《东西交涉史的研究》中的诸多不经意处，也能推敲出南海的一些岛礁应属于中国。比如 ，藤田丰八在《狼牙修国考》中写道：大业3年屯田主事常骏和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今马来半岛泰国东南一带）。其年十月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西沙群岛之中的岛屿）。在这里藤田先生特意提到在其它资料中没有找到焦石山的记载。接下来，常骏等又从焦石山启程，奔向东南：“骏等在陵伽钵拔多（今越南占婆岛）休整后继续南行，到达林邑（今越南中部）的师子石。”而据藤田先生考证，师子石同样只有在《粱书》中有记录，在其他资料中也未找到相关记载。换言之，也就是说，焦石山和师子石的岛名，应该是由中国人常骏等命名的才说得通。

藤田丰八对爪哇国杜板的认识也必须要说说。藤田先生在《东西交涉史的研究》中经过详细分析、考证元末至正年间出版的《岛夷志略》，以及明初出版的《瀛涯胜览》和《星槎胜览》等著作，认定在当时居住于爪哇岛（印度尼西亚）上的口岸杜板（也称打板）的千余家渔户，皆为广东、福建人。据藤田先生引用的史料表明，大明洪武二年，广东潮州人陈祖义等携家眷逃至此地成为头目，开始了打家劫舍的海盗生涯。永乐5年时，下南洋的郑和大宝船行至此地，当地人施进卿等遂向郑和控诉陈祖义等暴行，郑和一怒，擒拿陈祖义等盗匪押送回朝伏诛，然后又赐冠带于施进卿，使其接掌当地大头目之职成为杜板之主。施进卿死后，传位于其女施二姐。由藤田先生对元明两朝中国南海经略的资料分析汇总，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杜板部落不仅为中国人所建，而且还受当时大明王朝管制，换言之，说杜板当时乃为中国领土亦不为过。

 藤田先生最后分析说：“中国古代的势力就遍及南洋，在地理、历史资料中留下南洋诸国国名、地名最多的，也为中国古代资料，而且南洋诸多小国都对中国朝贡。尤其是元世祖以来，南洋诸国如《瀛涯胜览》所介绍的20余国，以及《星槎胜览》所涉及的40余国，可以说很多成为中国的附属国，和中国有着朝贡、封赐的主从关系。”因此，藤田先生认为：“基于史实，这完全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在此，藤田先生还提到了大元征日：“若非受神风所阻，当时日本亦不能免成为附属于中国的南洋诸国之一的下场。”如果我们按藤田先生的这个观点推论，不说远古，只以元明而论，受当时政府的南海经略政策影响，以及南海诸国与大元、大明的从属关系，中国与南海诸国交往所经之处，发现的岛屿以中文命名，甚至派员主持当地政务皆非不可想象与不可思议之事，只是在当时，因路远海阔，以大中华自居的天朝未能重视那些海上番夷之地而已。

遗憾的是，自清统治中国始，这些同为大漠出身的马上民族远不如当年大元时代的蒙古族人，几乎没有什么海洋意识，就更谈不上经略南海了。这致使中国的海洋权益，尤其是南海海权在近代越来越被忽视，直到今天形成了与涉南海诸国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而这时重读藤田丰八博士的《东西交涉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海权意识永远都不为过。（作者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