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日本能登半岛发生了严重的7级地震，目前官方已确认死亡人数为128人，195 人下落不明。因房屋倒塌等原因在避难所等待支援的目前有28,000多人，灾情最重的轮岛市和珠洲市因道路严重受损，有2000人得不到救援。

轮岛市的9岁小学生椿月也因家中房屋倒塌，和爸爸妈妈一起在避难所里住了7天了。余震不断，每次剧烈摇晃时，虽然爸爸妈妈都会用身体护住他，但椿月还是很害怕。这些日子他常常在安静时一个人无缘故地流泪。妈妈担心孩子的哭声会引起周围人的悲伤和不安；但考虑到孩子的精神状态，妈妈和椿月说好，“一天可以哭一次。”睡觉前，妈妈会温柔地问椿月，“今天已经哭过了吗？”椿月则像回到了婴孩状态一样，搂着妈妈回答，“已经哭过了。”有时，妈妈想回到已塌方的家中取东西，椿月总会哭着祈求妈妈不要离开自己。

看到这些报道，笔者不由想起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曾亲身经历的地震往事。3.11大地震时，我所在的地区将近5级。一声轰隆巨响后，家中开始摇晃，碗柜上的碗盘一点一点在摇晃中掉了一地。刚刚一岁的小儿子还不会发完整的音节，小嘴里直说“掉掉、掉掉”。我靠着经历了2004年福冈6级大地震的经验，在孩子面前故作镇静，但看到了电视屏幕中海啸正吞噬一切似的汹涌，心中也像有一种世界末日降临的感觉。我拿起行李箱装好衣物和护照，包了大量孩子用的尿不湿，塞了一条防寒毛毯，带着巨大的恐惧和一定要带孩子死里逃生的决绝，逃出了5楼的家门。

在楼下我遇到了“妈妈友”美穗和京子。她们看到了惊弓之鸟一样的我，一边安慰我一边关心地问我小哥哥在哪儿。当得知5岁的小哥哥在幼儿园、我的私家车因交去车检而无法接孩子时，美穗主动提出开她自己家的车和我一起去接小哥哥。这是我第一次在地震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那晚，爱人出差外地未归，我在她们的安慰下，一个人带着两个宝宝在时摇时停的余震中度过了不安的一夜。但想到美穗和京子也在家中带着孩子，心里便鼓足了勇气。

另一次得到日本人帮助的是汶川大地震。那时，我领着不到4岁的大儿子在一家叫piyopiyo 的“亲子广场”做义工。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看到同胞们正在经历的痛苦，我第一次体验了“血浓于水”的涵义。每个危难镜头、每个困难的状况都像揪心般刺痛我，但越是着急越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也就是在这时候，piyopiyo的负责人岩间阿姨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一个温暖的午后，岩间阿姨问我：“中国出了这么大的灾难，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

我记得自己当时热泪盈眶。经过探讨，在岩间阿姨帮助下，piyopiyo设置了汶川地震募捐箱，由我用日语向“亲子广场”的妈妈们写一封信，说明了汶川地震的情形和很多受灾儿童需要帮助的现状。虽然大家都是全职妈妈没有收入，但每个人都尽了自己的心意，甚至有一个四岁的宝宝，听了妈妈的话后，也为四川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这个募捐箱攒满之后，我把它通过大连市慈善总会捐助到了四川安县地区。虽然金额并不多，但那千真万确是一些日本民众的心意。事实上汶川地震时我们得到了众多来自日本政府和社会的救援，我记得日本救援队是第一个赶到救援现场的。

现在，日本再次出现了地震灾害。与几年前相比，平心而论，日本在所谓“盟友”美国的裹挟下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中日关系发展的外交乃至军事动向，围绕核污水的排放也令两国关系受到了重创。这重新勾起了国内舆论中一种包括战争伤害在内的新仇旧恨，导致一种仇恨言论充斥网络。

对此，笔者感到十分难过。虽然对于大背景笔者也能够理解，但我们泱泱华夏是一个拥有着大爱的国家。即使我们不能原谅战争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伤害，我们也曾用我们民族特有的大爱养育了日本的战争遗孤。不仅如此，我们的文化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是我们自己身处灾难、别人嘲笑我们，我们会作何感想呢？

在天灾这种大难面前，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换位思考。每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天灾人祸，在灾难面前，切不可以什么“报应”之说来诠释问题。当别人遭难时，恰恰是我们应该施以援手的时候。外交部发言人在1月3日的记者会上已宣布，“关于石川县能登地方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日方表示慰问，并希望向日方提供必要的援助”。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大国应有的样子。

扶困济危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是大国气度的表现，是君子之邦的本分。切不可逞一时口舌之快，有失了我们民族的尊严，让我们国家和人民被置于遭鄙夷遭耻笑的是非之地。要切记，灾害面前没有同情心的仇恨言行，不是爱国，正是误国。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言面前，首先应该有的就是最普遍的人类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