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6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称，截至2023年10月在日外国劳动力达到204.8万人，比上年增长近22.6万人，首次超过200万人，增长率为12.4％，提高6.9个百分点。

过去，赴日打工的中国人数量曾连年排名第一。但在本次发布的数据中，越南位于外籍劳工第一位，达到51万8364人，占到整体的25.3％。其次是中国人，为39万7918人。第三是菲律宾人，为22万6846人。

不仅是绝对数量上出现占比变化，在特定技能领域，同样出现变化：日本2023年评定的特定技能外籍劳动力数量达到13万8518人，当中，越南人为6万9462人，印度尼西亚人为2万5589人。印度尼西亚的特定技能人才增至上年2倍以上。

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的同时，还有一则新闻传来。日本将进一步扩大“特定技能”签证的认定范围，计划增加“汽车运输业”“林业”“木材产业”“铁路”4个领域。而在此之前，日本已经进行了多次调整。例如，“特定技能2号”在日居留时间没有上限，而且可以携带家属，等于变相拿到了日本“永居证”；要求相关劳务机构为外籍打工人士提供更丰富的保障服务，甚至提供日语学习资金补贴，可谓“诚意满满”。一旦继续扩大“特定技能”认定范围，那么相信会进一步增强海外蓝领工人一族的吸引力。

日本之所以这么做，原因无外乎本国劳动力不足、生育率持续下降等。事实上，中国也开始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被称之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曾吸引几乎全球所有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厂，或委托第三方企业进行代工生产。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以及近年来更加多元的就业渠道出现，原本在“性价比”上占优势的中国，一线工人的工资不断上升，单纯的“生产力优势”开始逐渐下降，中国经济的重点放在了更高端、更前沿的“智造”之上。但是，即便人工智能、机械化生产等可以替代一部分人工生产，但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人做根基，尤其是在生产线维护、智能设备管理等流程上依然处于不可替换的位置。

“用工荒现象”，近年来已经非常困扰不少产业集中地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556万人，比2021年减少了666万人。很快，中国很有可能面临日本同样的难题。所以，从日本模式中汲取经验，解决中国同样严峻的青壮年劳动力不足已经迫在眉睫。

与日本稍显不同的是，中国绿卡，即中国的“永居证”获得难度非常高，目前获得中国永居证的人群主要集中于高知、外籍企业家等，蓝领工人获得的可能性非常低；同时，像日本一样针对外籍蓝领工人制定的各类技术等级标准、生活保障标准等都尚属空白领域。哪怕中国的劳务市场基本盘比日本大很多，但由于工资待遇、福利待遇和未来长期发展规划都不具备优势，因此很少见到外籍蓝领到中国工作的新闻，即便有也只是短期项目而已。

可喜的是，中国也看到了这方面的不足，部分地区逐渐放低门槛。例如重庆规定：外籍人员已在渝连续工作满4年、每年在我国境内实际居留累计不少于6个月，同时达到其他条件后，即可申请中国永居证。虽然与日本更加开放的政策相比还有巨大差距，但至少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吸引更多外籍蓝领工人进入中国，解决产业的基础问题，这样才能让“中国智造”更加站稳脚跟，更有力地推动经济转型。（作者系《日本华侨报》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