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春节，我再赴东瀛。走进母校京都大学，我心潮起伏。是因为日本第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第一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福井谦一、第一位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利根川进，都是“京大人”，而且“京大人”获得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数量，名列日本高校第一？不是。是因为京都大学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闻名遐迩的“京都学派”？也不是。令我新潮起伏的，是一件深深镌刻在我心头的往事。

1990年，我获得文部省奖学金，被派赴京都大学留学。京都大学有一个叫Host Family的公益组织，专门为留学生和日本家庭“牵线搭桥”，帮助留学生熟悉和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家庭生活，并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情谊。通过这个组织的介绍，我和一户居住在京都府向日市的家庭建立了联系。这户家庭的男主人叫稻本智，是“基督教福祉介护学校”的副校长。稻本先生是一位社会学专家，主要研究“社会病理学”。他博学多识，从日本自民党内各派系的来龙去脉，到棒球、相扑的比赛规则，无所不知。稻本先生年迈的父亲当年是侵华日军士兵，曾经在中国河南作战，对中国人民怀有负罪感。稻本先生对我说，他们家所以成为Host Family，就是想以此赎罪，为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能够对日本侵略历史进行忏悔和反思，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愿意和这户家庭交往的根本原因。因为，“正视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面向未来”。

一天，稻本先生邀我去一家叫“和利馆”的居酒屋小酌。刚入座，稻本先生便向我解释道：“‘和利馆’和‘割勘’（即‘AA制’）谐音，是个双关语。”。回到家里，“和利馆”三字一直萦绕我脑海，直至今日仍不时浮现。因为，作为文化特征的“和利馆”精神，将东方重视“群体”的人情世故，和西方关注“个人”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在日本几乎到处存在。

“和利”就是主张“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不仅人与人之间应因以此为原则相处，中日两国更应摒弃“零和博弈”，真正贯彻“和利”精神。实际上，在1980年代，“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相互信赖”就是双方达成共识的“中日关系四原则”。“和平友好，平等互利”，不就是“和利”？

“和利”就是主张“合力”。人类行为只有符合系统论原理，才能产生更好效能。一个系统的整体能力，不等于组成该系统的单个能力的简单叠加。单个能力能否获得系统合理的组合，效能完全不同。例如，将世界上最优秀的足球明星组织在一起的“全明星队”，未必是所向披靡的球队。一支不仅个人技术娴熟，而且注重协同配合的球员组成的球队，完全有可能战胜“全明星队”。在现实中，类似案例不胜枚举。因为，“合力”有一个反义词：“内耗”。内耗如同一台结构不合理的发电机，会大大减少输出功率。中国当今在社会各方面存在的“内卷”，实际上就是一种内耗，亟需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加以克服。

“和利馆”就是“割勘”。各人自己买单，就是各自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中日两国关系也应“割勘”：中日关系走到今天，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各自应承担哪些责任？我认为，如果真心希望中日关系改善，首先必须寻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