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那个冷风扑面的春分之日的下午，在东京办公楼林立的麹町大街四谷车站附近寻寻觅觅。几经周折，我们终于找到了“文人小街”，这条号称是明治、大正、昭和年代曾经有许多文人墨客居住过的街道。

进入这条由南向北的街道，我们本意是想寻找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踪痕。缓慢沿路走去，最先撞入眼帘的却是法籍日裔画家“藤田嗣治（1886——1968）旧居迹”的标识牌。我没有被标识牌上那句“孤高的国际派的洋画家”的评语吸引，因为那或是在褒，或是在贬，或是在褒贬交加，比起中国大唐王朝那块“无字碑”，倒显得饶舌。此前，我知道日本作家岛崎藤村也曾留学法国，没有想到这里还有一位与岛崎在法国有过交集的画家“同胞”。

许多人知道日本医生兼作家的森鸥外在日本近代史上曾经做过陆军军医总监，却不知道藤田嗣治的父亲藤田嗣章就是森鸥外的“接班人”。他的哥哥藤田嗣雄曾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时代的朝鲜总督府和陆军省工作，并与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的四女儿结为夫妻。他嫂子的哥哥也是一名军医。今天，日本人刻意渲染藤田嗣治作为“国际西洋画家”的形象，却不愿意多说他作为“军事画家”、“军系画家”的往事。

漫步至此，漫记书此，我不想多说藤田嗣治给日本画坛留下的《乳白色的肌肤》等种种裸体女人画作，让日本许多男性从此更加对日本女性的身材失去信心，而想在键盘上多敲打一些这个浑身充满“军国主义艺术细胞”画家的往事。

对，不说他1935年第五次结婚的事情，而要提及他1938年作为“从军画家”来到日本对外侵略的中国战场。时间看似不长，仅仅只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他又返回法国巴黎，追求那些西洋模特，但1940年7月7日——这个令中国人痛心的日子，他再次回到日本，出任陆军美术协会理事长，出手了一批“战争画作”。1945年日本战败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盟军司令部追究他的“战争责任”，他一度跑到千叶县一家味噌酿造商那里隐匿起来。风声走漏，美军改变了一种方式，让他老老实实地回东京“报到”，负责收集战争期间日本画家的“战争画”。他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协力者”变成了美国占领军的“协力者”。

想都可以想的出来，那个时候藤田嗣治每整理出一份“战争画”的名单，都至少是对“同行”的背后一刀。他感觉自己无法在这种精神重压下继续生活在日本，1949年又“亡命”到法国。日语中“亡命”一词，翻译成为中文就是“避难”。临行前，他甩下一句重话：“不是我抛弃日本，而是日本抛弃了我”。而法国媒体当时干脆称他为“亡灵画家”。

心灵重压下他陆续做出一些选择。1955年，放弃日本国籍，获得了法国国籍。进而为了摆脱内心的阴影，1959年在法国汉斯受洗为天主教徒。此后，他的画风骤然再变，1966年在汉斯完成“和平圣母礼拜堂”的内部壁画。类似于这种沾满战争血痕的追求和平的雕刻、绘画、书法等等作品，如今在日本也是四处可见的。青山处处可埋骨，1968年藤田嗣治过世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躯体埋在这个礼拜堂的墓地了。

1938年到1944年，藤田嗣治军势、钱势、画势最盛之际，在麹町六番町大手笔购地、盖房，带着他的第五任妻子君代在这里生活。那个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自己在81岁的时候会客死他乡。我能够记住的是，他在日本侵华的中国战场上，画出了标号为“100号”、“200号”的“战争画”。（2024年3月26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