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大前研一的《低欲望社会》。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丧失大志时代’的新·国富论”。大前研一在书中写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愿背负危机、丧失上进心和正常欲望。”这令我不由得联想到李汝珍在《镜花缘》中写下的一句话：“尽人事以听天命”。

日本人对“天命”似乎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古代，“听天命”是人们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在很多人将科学视为迷信的掘墓人的今天，电视台每天清晨播出的“今日运势”，在我看来仿佛就是“听天命”的宣言。在日本，“听天命”的感叹存在于很多演歌和浪曲。例如，《浪人之街》就唱道：“漫长浮世的争斗，胜败在命运。”普罗宁可夫和拉达诺夫在他们合著的《日本人》中写道：“日本人的性格和世界观，鲜明地显示出宿命论的色彩。”

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听天命”的前提是“尽人事”，不能“断章取义”地予以理解。须知“尽人事以听天命”，曾经是日本统治阶层强调的处世原则。例如，作为武士行为准则的《武士训》明确写道：“尽人事后方可委于天。”江户时代的文学大家井原西鹤的作品，虽然将超越个人智慧和能力的不可抗力，描述得浓墨重彩，并视之为“天命”。但他同时也将个人如何努力及其作用，描述得淋漓尽致，从而显现了“尽人事以听天命”的哲理。在现代日本社会，“尽人事以听天命”的处世哲学，依然没有被时代淘汰，并且对社会进步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台风和地震的频发，迫使日本人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天命”。但他们以坚强的毅力，努力防震防灾，难道不是“尽人事”的体现？

如果说“听天命”是无奈，“尽人事”则属于有为。但如何有为不仅取决于个人，而且取决于社会环境。那么，现实社会环境究竟如何？在被誉为“国民作家”司马辽太郎的追悼会上，宫崎骏说：“我们正走向一个我们无法视而不见、日趋没落的可怜的时代。司马先生能够在看到这种可怜的时代正式到来之前去世，我感到欣慰。”已故著名评论家筑紫哲也在他《这个国家的冒险》一书中引用了这段话，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陷入天命论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并非‘天命’而我们却难以改变，岂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难题？我们是否正在构建一个我们难以变革的社会？”

作为即将成为“社会人”的大学生，在这样的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产经新闻》的一篇文章，曾用刻薄的语言评论道：“现在80%至90%的大学生，是没有任何意欲和知性的蠢猪般的家伙。”对此，我们是否应该问一句：他们为什么“没有任何意欲和知性”？社会学家三浦展在题为《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一书中提出，当今日本已不再是“一亿中流”即中产阶级组成的社会，而是存在一个庞大的“下流社会”。他将“不工作、不结婚、不出家门”的“三不青年”归入“下流社会”。 三浦展写道，“面对职业、婚姻等方面的竞争和压力，不少人选择不当事业和家庭的‘中流砥柱’，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入‘下流社会’的行列”。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丧失上进心和正常欲望”即不愿意“尽人事”？他们自己固然有责任，但国家的管理者难道没有责任？是否应该认真思考并采取对策，扭转年轻人“丧失大志”的趋势，营造使他们能够而且必须“尽人事”的社会环境？（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