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蘭，如今或者已经成为日本许多地方中餐馆的名称，或者已经成为日本清酒的一个分支，或者已经成为日本拉面的一个种类，或者已经成为日本苹果的一个品牌。当然，眼下一位日本艺人的“艺名”也叫“红蘭”。由此，可以看出日本人对“红蘭”的喜爱。

我也喜欢日本的“红蘭”。但是，此“红蘭”非彼红蘭。我喜欢的红蘭是十九世纪初期与赖山阳并驾齐驱的日本两大文学巨星之一、有“日本的李白”之誉的梁川星巌的妻子。

切莫往歪处去想。不是我喜欢上了日本人的老婆。我喜欢的是一位日本幕末时期的文化女性，犹如喜欢中国大宋王朝的李清照一般。时常回味，很有味道。

红蘭真的是天生与“文化”结缘。她出生于1804年，那一年在中国是大清王朝嘉庆九年，在日本是江户时代的“文化元年”。有人会说，日本这个年号来自中国《周易·彖传·贲卦》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有人会说，日本这个年号来自中国《后汉书·荀淑传》的“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是的，只要对日本文化进行寻源，就会发现源头多在中国。截至今天，据说只有日本现在使用的年号“令和”，是来自于日本古典文献的。

说起来是红蘭14岁情窦未开的那年，梁川星巌从日本政治中心——江户城回到老家，开办了一个私塾——“梨花村草舍”。听名字，就充满着浪漫的色彩。由此聚集了一批乡村爱好文学的激情青年。学舍里的激情很容易转化成为爱情的。结果是33岁的梁川星巌与17岁的女弟子红蘭在诗词的爱河中结婚了。常有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红蘭选择了“一日为师，终身为夫”。说起来，这就是典型的“师生恋”，在今天的校园里属于被禁止的事项与情感之一。

与文人结合，浪漫过后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新婚不久，丈夫梁川星巌玩了一个“背起旅袋，说走就走”的“独旅”，临行前甩给妻子红蘭一本中国大唐时代167位诗人七绝、七律、五律汇集的六卷《三体诗》，说“我不在期间，你就把这些诗词背诵下来吧。”

两年后，梁川星巌回到家中，发现妻子红蘭居然能够把《三体诗》背诵的滚瓜烂熟。如果没有对情感的热恋，如果没有对汉诗的喜爱，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这一点的。

在外面“野”惯了的诗人，是无法在家中常居的。当具有“放浪癖”的梁川星巌背起旅袋再次要出家门的时候，红蘭也把旅袋背了起来，温柔地说：“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一旅，就是四年。这一旅，夫妻一路作诗吟诗。这一旅，完全凭仗着喜爱诗歌的朋友们的经济支援。用今天的话说，也可以叫做“赞助”。

此次“夫妻旅”六年后，他们决定搬到江户城、搬到京都居住。反正就是一辈子不喜欢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房地产经济如果遇到的都是这样的“文化人”，那是一定要崩盘的。邻居们说，经常可以听到这对夫妻房间里传出悠扬的琴声和诗词的诵读之声，不时地也可以听到这对夫妻房间里面传出的吵架之声和疑似家暴的声音。谁让那个时代的房屋隔音效果太差呢。

激情往往会与革命结合在一起。安政5年（1838年）9月，梁川星巌因为在京都感染霍乱病逝以后，幕府很快发现他与居然与试图推翻幕府的“勤王志士”有深层往来，完全可以定位为“首谋”的。夫罪妻抵，红蘭被捕入狱。但是，她铁嘴钢牙，怒声反问审讯人员：“你们这些人会把自己的工作和国家大事回家后跟妻子说吗？我的男人是一个‘醋缸’，从来不许我和任何男人靠近的。”无奈，半年后红蘭被释放了。

出狱时红蘭已经56岁了。她像丈夫当年一样，开办私塾教诗文，自己整理丈夫遗稿花功力，丈夫虽然没有能够看到迎来日本历史性转折的明治维新，红蘭却活到了进入这场时代变革初期的明治十二年（1879年）。

从老师兼丈夫那里学习汉诗，与丈夫为伴沉醉旅途，一生留下400余首诗歌。这里面，我最喜欢红蘭在《有感》当中的那句吟唱出心底激情的诗句：“人生难保红颜色，去逐奔波不暂留”。（2024年3月2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