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简单回顾——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12月7日），宋真宗从澶州城内(今河南濮阳)遣使持盟约与辽朝使者同赴辽营；五天后辽回致盟约。协议主要有四点：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后世仍以此论。

◎宋辽以白沟河为界（辽放弃瀛、莫二州），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宋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

◎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双方约定1005年1月28日（景德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澶州订约。宋辽完成两国间和平条约签订，史称澶渊之盟。

站在民众角度看，北宋此后一百多年减少了北境边患，得到一段安心致力建设时间。出现“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景象，宋真宗、仁宗、英宗三位天子统治七十年间（997-1067年）万家丰衣足食。

算算经济账。商业逐步兴旺，使宋商税收入逐年增长。真宗时商业税收四百五十余万贯，仁宗时商业税收猛增到两千余万贯，五十年商税就增加一千五百五十余万贯，可见商业发展之迅速。再看岁币支出与用兵费用对比，更显微不足道了；避免了重兵长年戍边带来过量徭役及赋税压力，是以极少极小代价换取战争难以获取效果，有积极作用。

再看人口增。太宗时全国仅四百余万户，真宗末年增到八百余万户，即一千九百多万口。仁宗时又增到一千二百多万七户，即二千六百余万口。英宗时，增长到一千二百余万户，即二千九百余万口。人口飞速增长，享受发展的人口红利，这与立盟后社会安宁密不可分。

促进农业发展。宋辽战争结束后，人力在解除繁重兵役后投入农业生产，极大充实了民间劳动力，促进了农业进步。徐梦莘在《三朝北盟会编》中记：“祖宗朝赐予之费 ，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由此可知，宋朝向辽提供这部分经济援助对于经济实力较强的宋来说并不具有压力，这部分资金在宋辽经贸中能再次赚回来。

促进民族融合。和平环境为两国间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基础，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及民族融合。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看，“澶渊之盟”有利于边境地区的生产和发展，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统一。

刺激宋词兴盛。据唐圭琼《全宋词》记载，柳永之前写词者仅十七位、作品仅四十六首，可见宋初词坛荒凉。宋词兴起于真宗、仁宗，因为和平局面为宋词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社会土壤、创作田园。

外交互信初成。宋真宗去世时，辽圣宗“闻真宗崩，集蕃汉大臣，举哀号恸”，言：“与南朝约为兄弟，垂二十年，忽报登遐，吾虽少两岁，顾余生几何”，并在范阳悯忠寺设真宗皇帝之灵御，“建道场百日。下令国中，诸犯真宗讳，悉易之。”一国皇帝驾崩后引邻国皇帝痛哭流涕，可谓凤毛麟角。邦国间外交互信初步达成。

且看宋人自我评价。

韩维认为盟约签署后“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富弼言“自此河徨百姓凡四十年不识干戈。”王旦亦言“河朔生灵方获安堵。”王安石《澶州诗》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大发一矢胡无首，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垂相莱公功第一。”王安石以“欢盟”来形容会盟成就，可见十一世纪中期对澶渊之盟评价是正面的。抗金英雄李纲《喜迁莺—真宗幸澶渊》中有“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首难保。虏情警，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对真宗亲征和盟约带来的和平也赞叹有加。

看历史，可以多角度。

我们看多说多了“雄赳赳气昂昂举刀征北疆”的豪气干云，“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慷慨壮烈——如进花园果园，只见鲜花与香果，漠视了土地与小溪、野草与地衣、苔藓蚂蚁与蚯蚓；君知否，“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从宋朝普通家庭、生活在宋辽边界民众角度再想想，“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古往今来，为多数人福祉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让步，总比为自身利益而绑架多数人的民意艰难又伟大。

转眼看世界，“澶渊之盟”让民众有活路，或许宋人心里早点了许多赞。（2024年3月31日写于“三得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