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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消息，革命家、作家、书法家马识途因病医治无效，于3月28日晚19时25分去世，享年110岁。

马识途1915年1月17日生于四川忠县（现重庆忠县），毕业于西南联大，他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蜀中五老”；他的早期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姜文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老马识途”的马识途。在电影首映式上，姜文笑言：“马老是我的保护神。古人有言：‘信马由缰（姜）’嘛！”

马识途极为乐观豁达，所以很长寿。著名作家王蒙很幽默地说，马识途是“中国文化的吉兆，是人瑞，是中国的国宝，是四川的川宝，是作家协会的会宝”。

在《马识途：跋涉百年依旧少年》（慕津锋著，中国言实出版社2023年10月第1版）一书中，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马老与三哥合写的《长寿三字诀》：“不言老，要服老。多达观，去烦恼。勤用脑，多思考。能知足，品自高。勿孤僻，有知交。常吃素，七分饱。戒烟癖，饮酒少。多运动，散步好。知天命，乐逍遥。此可谓，寿之道。”（详见该书第192页）

与马识途辞世同一天，著有《巨流河》的台湾知名作家、学者齐邦媛辞世，享年101岁。齐邦媛生在辽宁铁岭，抗战时期入读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之后，台湾光复；1947年，大学毕业的齐邦媛赴台湾大学任教。

马识途和齐邦媛，一男一女，是同时代人，当年都是爱国青年。“中国不亡，有我！”为了抗日救亡，他们都拥有相同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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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本名马千木，青年马千木曾辗转北平、上海、南京各地求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寻找救国的道路。

1931年，马识途在北平念高中。一天，他随同学到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去听讲演。到了一看，原来演讲人是鲁迅先生。这是马识途第一次见到鲁迅。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先生是马识途最敬佩的人之一。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工系，想学习制造弹药，走工业救国之路。

1938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滕县沦陷、厦门沦陷、合肥沦陷、徐州沦陷、广州沦陷、武汉沦陷……国民政府为迟滞日军南下步伐，掘开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泛区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一年，23岁的青年马千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申请表”上填上了“马识途”的名字。而在这一年11月底，14岁的齐邦媛随家人来到重庆读中学。

1941年初，由于叛徒告密，国民党特务逮捕了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功伟和马识途的妻子、特委妇女部长刘蕙馨，二人不久后牺牲，马识途的女儿也下落不明。马识途因外出工作侥幸得免，随后潜往重庆。

党组织让地下党党员马识途投考西南联大，到昆明去隐蔽。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1941年，马识途考上西南联大外文系，一年后转到中文系学习。联大中文系名师云集，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梦家、李广田等知名学者的开明与博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潜伏下来的马识途，在联大参与领导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一二·一”运动。和马识途交往最深的是闻一多先生，在他心目中，闻一多先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在西南联大，马识途经常陪闻先生一起回家并聊天。但是，和马识途不一样，齐邦媛学生时代对闻一多他们的群众运动看不惯，颇有微词。

马识途认为，知识分子首先要爱国。“当时中国快灭亡了，全中国都要起来奋战。何况我们有点知识，受点教育的人，更是要站起来。”这就是青年马识途浓郁的家国情怀。后来谈到民国知识分子，马识途认为要客观地看待，“当年有的知识分子，牺牲流血，为国家奔走。但也有的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脱离群众，思想落后顽固，甚至沦为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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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步入中年的马识途才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1960年出版了短篇小说《老三姐》。上世纪60年代，马识途曾被下放到四川南充县，看到老乡生活艰苦，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搞革命牺牲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将来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什么农民的生活还是这么困难？为什么我们努力工作，还是没有让老百姓满意呢？”

马识途百年人生经历，总体上与形势跟得紧，但在“文革”期间他也成了批斗对象。

2010年7月27日，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刊出马识途一篇精彩的文章《绿涨池塘访季翁》（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2024年3月30日重刊），说的是著作《沧桑十年》出版得到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支持的故事。文章开头说：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后，我们这些从灾难中活出来的人，总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会出现这样的历史悲剧？我虽然不敢冒充历史学家，去全面地阐述这场悲剧的历史过程，议论得失，臧否人物，我却可以把那十年间亲身经历的人和事，老实地记录下来，这便是我历十年之久写出来的《沧桑十年》。稿子写成以后，自然希望公之于众。于是我怀揣稿本到曾为我出版过几本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把稿本交给编辑部。编辑看后，说写得不错，但最后是总编热心地和我谈了一回话，并请我吃一回饭，把稿子退还给我。我知趣地抹了一下油嘴，怀揣稿本告辞了。作家出版社听说，叫我送去他们看看，过了一年，没有音信，我去信询问，他们说正在准备选择一个适当时机出版。我不知道还要多久才有时机降临到他们出版社，于是我又收回了稿本，同时对他们已在这本稿本上作的编辑工作表示谢意。

1998年夏，马识途偶然读到季羡林先生写的《牛棚杂忆》，大为兴奋，“感于他的空谷足音，我愿步其后尘”。于是经过北大教授张光璘先生的介绍，揣着稿本到北京大学朗润园去拜访季羡林教授。西南联大毕业的马识途，就是北大的老校友。季老看到《沧桑十年》稿本后，“他发现有人步他后尘，有了同道，有点喜形于色”。两人自然地谈起“文革”往事来，“话匣子一打开，真像一见如故，越谈越有同感，竟然过了一个多小时”……

季老后来为《沧桑十年》写了一篇精彩的序言。马识途再度到朗润园，去取季老写的序言，“我们当然又谈到‘文革’，说到巴金老人‘讲真话’的呼吁，也说到讲真话之难。”季老把他写的序言拿出来给马识途，“我马上拜读，写得真好，说理透彻，文笔生动，序末还写起诗来。”最后，《沧桑十年》由中央党校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和季老的《牛棚杂忆》是同一个出版社。马识途欣然作诗：“京华到处说《牛棚》，绿涨池塘访季翁。斗室开光蒙特眷，书斋转折似迷宫。回眸痛说十年劫，皓首仍穷百代功。最是可怜双白狸，案头几上慰龙钟。”

《沧桑十年》先后出版了多个版本，广受欢迎与好评。该书真实反映了“文革”的荒诞历史，比如书中写到，当时革委会为马识途建立专案组，“仍然把我当做敌我矛盾来看待，还想找出什么证据来，把我打成敌人”，“把我关起来，明白无误地把我当做敌人，真是岂有此理”。马识途这个老革命，成了头号批斗目标：

“中央文革”不知为什么，在全国掀起一个“清队运动”，也就是重新清理阶级队伍，据说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站队。一切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一切历史上有疑点的人，当然，一切他们认为的走资派，都在被清之列。好家伙，他们竟然在这个大院里就清出了几百个阶级异己分子。

他们把这些“牛鬼蛇神”都驱赶到大操场上，把我们也放进这个队伍里去……他们在大食堂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全院示范性的批判斗争会，当然第一个批斗的目标就是我。（详见该书第384页）

最终使我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老干部，是受害者，他们那些造反派娃娃，其实也是受害者……一经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后，被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就像一群放出笼的老虎，已经无法控制，形成了暴民政治。毛自己也由于各种原因，已经不能、也无法去收拾和控制局面，只能像他说的“因势利导”，顺流而下，直到他的亡故。当然，那些政治野心家和投机分子，也终于没有能“在血雨腥风中接班”，而最后走向灭亡。（详见该书第430页）

后来，18卷本《马识途文集》出版，收入了《沧桑十年》一书，另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夜谭续记》等代表作。2013年1月17日，马识途获得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

2010年12月16日，姜文执导的《让子弹飞》上映，引起巨大的轰动，“让子弹飞一会儿”也成了一句新成语。《让子弹飞》就是根据马识途的小说《盗官记》的框架改编而成的，这也让马识途这匹老马再次引发关注，这被称为：坐着姜文的“子弹”，马识途再度“飞”入大众视野。

《让子弹飞》讲述了悍匪张牧之摇身一变化名清官“马邦德”上任鹅城县长，并与镇守鹅城的恶霸黄四郎展开一场激烈争斗的故事。影片获得第11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及最佳男主角奖，第6届亚洲电影大奖最高票房大奖，第48届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及最佳摄影奖等诸多大奖。

如今说起导演姜文在电影中的表达，老人并不满足，但很宽容：“我尊重姜文的追求，但我书中的原意和他不一样。我写的是农民要怎样才能得到解放。靠偷靠抢，不行；立山寨当土匪，不行；抢官当县长当青天，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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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是作家中的学者，齐邦媛是学者中的作家。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6月第2版），是马老第一本关于甲骨文研究的专著，非常珍贵，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学术价值。而作为非虚构文本的《巨流河》，是民族史诗的情感化见证，故国回望与使命情怀，是《巨流河》的精神旨归。

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马识途修了文字学大家唐兰教授的“说文解字”及“甲骨文”、陈梦家教授的“铜器铭文金石学”等课程。2017年《夜谭续记》完稿后，马识途投入关于甲骨文、金文等在内的古文字研究，写出这本深入浅出的甲骨文笔记。

《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再现了西南联大甲骨文课堂，带领今天的读者一起品读甲骨文之美。书里夹了4张小小的书签，上面书写的是“春夏秋冬”4个甲骨文文字。“书中一堂堂课，如妙趣横生的帧帧画面，在西南联大回忆里经典重现；一句句话语，如引人入胜的一个个镜头，在师生情谊里永恒定格；一个个甲骨文，如晶莹闪亮的一粒粒珍珠，在中华文明史上熠熠生辉。”

马识途清晰地记得第一堂课，著名文字学家唐兰教授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了一副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又画上两个奇特的字符。这副对联讥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唐先生指着黑板上“东”“西”两个古文字：“骂的就是他们——不是东西。”（详见该书第4-7页）

齐邦媛是大学教授、学者，她晚年所写的《巨流河》，与宗璞的《野葫芦引》、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一起，成为了经历过抗战时期的流亡者所写的扛鼎之作；这三部作品，让读者看到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南渡叙事”的三种视角，涉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知识分子的两次“南渡”。

《巨流河》不仅仅在于记录了齐邦媛个人的求学经历、家国大义、爱恨情仇、学术见解、教育成就和社交生活，更是以此为依托，反映剧烈的时代变迁，包括政界风云、社会百态、国际环境、教育状况、文化生态、名人风采等多个方面；在回忆诗学视域下，构成了“战争、成长与流亡”的三重变奏，视角独特，情感深挚，具有可以载入史册的文学价值。

马识途属于“一颗飞得最久的子弹”；齐邦媛属于“一条流得最远的河流”。

跋涉百年，依旧少年；南渡北归，差异巨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地人有一地人的不同。然而，走过历史的坎坎坷坷，他们的家国情怀不变，让人感佩。（作者系《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