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我在日本的职业是“卖酒的”。卖的是什么酒呢？为了避免植入广告的嫌疑，在这里就不提名字了。但我仍想自豪地说出：我卖的酒，就是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北京国宴上举杯相碰的那个酒！

正是因为我的职业是“卖酒的”，加上我在东京上演的几场话剧中扮演过几个角色，就有人说“郭斌这个卖酒的，还会演话剧”，或者有人反着说“没有想到郭斌话剧演得不错，酒也卖得挺好。”咱们是“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我听到这两种说法以后，内心里都感到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些说法不仅诙谐幽默，还贴切准确。要知道，我们这些在海外闯荡的华人，要想在职业——饭碗之外投身自己的文化爱好，是多么的不容易！但是，我做到了！

要感谢凌庆成导演，约请我在四幕历史传奇话剧《武则天女皇》中饰演“许敬宗”这个角色。以往，我在话剧中扮演的角色，都是“现代”的或“当代”的人物，饰演古代人物还是第一次。无疑，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反复研读凌导原创的《武则天女皇》剧本以后，我发现“许敬宗”的戏份并不多，虽说是身为“大臣”，但从出场次数来说，实在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知道，话剧中的“小人物”，常常可以刻画“大时代”、映透“大时代”、甚至影响“大时代”。因此，我为把握、饰演好这个“小人物”也着实费了一番功夫。

凌庆成导演给大臣许敬宗这个角色的定位是“见机行事”。仔细分析，所谓“见机行事”的人物，都是内心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因为他们有这种追求，所以才一直在等待机会。在等待的过程中，他们常常是沉默的、并不引人注目的。但是，到关键时刻，他们会忽然说出扭转风向的惊人之语，会突然做出改变历史进程的意外动作。

我个人理解，在皇宫中的“见机行事”，要表现出一个媚声、媚态。所谓的“媚声”，就是所说的语言，要让皇帝听起来不讨厌，要投皇帝所好，还要有“建言献策”的实际内容。所谓的“媚态”，就是干出的事情要能够帮助皇帝解围，化解那种尴尬的局面。

这样，在第五场“废王立武”确定皇后之位归属的宫斗戏中，作为“许敬宗”的我，不能慷慨激昂地与大臣们发生正面冲突，那样做就会成为一个“直臣”，而要找准双方激烈对峙争执的缝隙，有意放慢语音、故意降低语速，出其不意地说出“臣启奏，臣许敬宗谨奏。农夫遇到一个丰收之年，还可以娶一个新夫人，何况陛下？臣以为这是皇上家自己的事儿，绝不应该被外人意旨所左右。”以“农夫丰年娶新妻”为例，会让那些满脑子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臣们感到这话“不在一个轨道上”，当时不知做出如何的反驳，风向瞬间就会动摇；再把“皇上家自己的事儿”与“外人意旨”对立起来，等于提醒皇帝千万不要忘记手中掌握的“印把子”，这是在给皇帝解燃眉之急。所以，这段台词看起来很短，但它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

此后，当蒋丰饰演的唐初宰相褚遂良不惜摔笏、磕头、以死抗争的时候，“许敬宗”不能在旁边看热闹，也不能够允许这种公开的“抗旨”行为继续下去。这个时候，“许敬宗”必须抓住“历史之机”而行事，必须果敢、必须高调，悠悠地拉长嗓音大喊一句：“陛下，新皇后即位的吉时已到”，就把这场宫中闹剧给结束了。

围绕着历史上的许敬宗，有人说好有人说坏，我倒觉得把他称为“千古阴人”是比较合适的。我们首场话剧公演结束以后，饰演褚遂良的蒋丰几次见到我都说：“很多人都讲，你就是被那个扮演许敬宗的郭斌给害的，他那一句话，要了你的政治生命。”听后，我笑了，我觉得自己演出达到了预计的效果。在大唐盛世王朝的皇宫里面，“阴”有时候比“阳”可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我对蒋丰说：在台上，我是“许敬宗”，你是“褚遂良”，我们是政治对手；在台下，我是郭斌，你是蒋丰，我们是朋友。走，喝上一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