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两个“六十甲子”。

2024年4月6日，是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作家、诗人、鲁迅研究专家、外语教育专家李霁野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这天，天津南开大学、上海鲁迅纪念馆、澎湃新闻网等纷纷发文进行纪念。

李霁野生于1904年4月6日，他是上一个世纪的“〇〇后”。他是鲁迅的学生，是著名的“未名社”的主要成员。

李霁野家乡在安徽霍邱叶集（今六安市叶集区），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辈出。李霁野的学历和阅历极其丰富：

1914年李霁野入叶集明强小学读书，同班同学中就有台静农、韦素园、韦丛芜等。1919年入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秋考入北京的崇实中学。1924年结识鲁迅先生，1925年在鲁迅先生资助下，入燕京大学读书。同年，在鲁迅先生倡导下，参加创办了未名社。

1929年李霁野至孔德学院教课；1930年至1937年，受聘至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教授；1938年，应聘到北平辅仁大学授课；1943年5月，经曹禺介绍，到夏坝复旦大学任教；1944年3月8日离开后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任教。

1946年应鲁迅先生挚友许寿裳先生之邀，到台湾省编译馆任编纂。1947年转至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1949年辗转回到大陆，9月到南开大学外语系任教。她长期工作生活在天津，这里成了第二故乡。

李霁野“霁而不野”，名字里的“霁”，意思是雨后或雪后转晴。成语“光风霁月”，就是形容雨过天晴、万物明净的景象，也比喻开阔的胸襟和心地。那其实就是鲁迅先生的形象。鲁迅好友许寿裳曾说，和鲁迅随便聊天，“也可见其胸怀磊落，机智疾流，有光风霁月之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李霁野先生。

A.李霁野与鲁迅

鲁迅是李霁野的恩师。

鲁迅是未名社的灵魂与旗帜。

在与鲁迅长达十多年的交往中，李霁野以鲁迅学生的身份，得到了鲁迅温暖而无私的关怀、帮助与提携。

鲁迅在名篇《忆韦素园君》中说：“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豫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这样评述：“李霁野，以锐敏的感觉创作，有时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这也是孤寂的发掘者所难以两全的。”李霁野所著短篇小说集《影》中有篇《嫩黄瓜》，其中有这样的描写：“手抚摸着藤叶，我可以清清楚楚摸出它的叶脉来。”

在鲁迅先生的书信往来和日记中，大量出现李霁野的名字。1925年2月17日，鲁迅在最早写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往星中》做得较早，我以为倒好的。”《往星中》是李霁野翻译的俄罗斯剧作家安德列夫的作品。

李霁野1924年开始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是安德列夫的《往星中》，由未名社出版。

李霁野对鲁迅的回忆是真挚而深情的。1951年文化工作社出版了李霁野的《鲁迅精神》，是“未名丛书”之一。1956年新文艺岀版社出版了他的《回忆鲁迅先生》；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鲁迅先生与未名社》。1999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鲁迅回忆录》，是当时规模最庞大的“回忆鲁迅录”，其中收有李霁野的3篇回忆文章。

1951年文化工作社“未名丛书”《鲁迅精神》 封面书影。

李霁野著《回忆鲁迅先生》封面书影。

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李霁野以款款深情，回忆192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在朋友陪同下第一次到鲁迅家里拜访的情景。他还是中学生的时候，从英文译出《往星中》，由小学同学张目寒送请鲁迅先生指教，由此得以拜访结识先生。文章中写到一个细节：

鲁迅先生是不断吸烟的，房间早就充满了浓馥的烟了，鲁迅看出他是怕烟的，便笑着说，这不免太受委屈，随即就要去开窗子。“我说不怕的，也就趁谈话有一段落，起来告辞，因为怕久坐耽搁他的工作。他说，既不怕，那就无妨再坐一时了。所以第一次访问经过的时间颇长久，送我们走时他还叮嘱常去谈天。”

这就是鲁迅，大先生鲁迅。

“鲁迅先生确是平易近人的，没有一点架子，我完全不觉得拘束。这以后，韦素园、台静农、韦丛芜都先后同鲁迅先生认识了。我们几个都是叶集这一小镇人，又是小学同班同学，我们把先生看为尊敬的师长，执礼甚恭，始终如此。”鲁迅说他们“小心有余，泼辣不足”，一部分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所说的“霁而不野”，显然不只是李霁野，而是包括了很多位“小镇文学家”，可他们比今天的“小镇做题家”潇洒很多。

李霁野发自肺腑地说：“鲁迅先生做事何等认真，对青年何等爱护负责。”正是在鲁迅先生的资助下，李霁野得以去燕京大学中文系读书，1927年肄业。

李霁野1924年在北京留影。

在《记“未名社”》一文中，李霁野写到这样一个细节：

鲁迅先生写的稿子都是极工整的，排印时题目与正文的空格空行都一一标写清楚。但是印刷所送初校样子时，总是错字比稿子写得潦草的还要多。我为先生抱不平，先生却不以为意地指出：文稿字体清楚的一定都是新工人排，人人写字潦草，他们就无从熟练了。

在印刷的细节上，先生往往也喜欢和人异趣。记得有一次他指着《出了象牙之塔》里六号字的小标题，问我是不是很新颖。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欢喜，总是自己动笔老老实实的写几句。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他说，好的，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了当。不使读者上当，这是先生常常用来警诫未名社的话。

活字印刷时代，排字工人是挺辛苦的，在密密麻麻的铅字库里找字捡字，难免会出错。鲁迅先生为年轻的排字工人着想，认认真真把稿子誊写清清楚楚，让他们捡字方便，有更多的训练机会。

唯有“俯首甘为孺子牛”，才有真正资格“横眉冷对千夫指”。“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鲁迅不仅一直有着“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浓郁情怀，而且始终有着“从没有路的地方开辟出路来”的拓荒精神。

鲁迅做事考虑周到，总是那么认真细心。1929年6月11日，鲁迅自上海致信李霁野：“在车站上别后，五日午后便到上海，毫无阻滞。……在北平时，因怕上海书店不肯用三色版，所以未将Lunacharsky画像携来。到此后说起，他们说是愿意用的。所以可否仍请代借，挂号寄来，但须用硬纸板夹住，以免折皱。”这里“挂号寄来”“用硬纸板夹住”，交代得一清二楚。

鲁迅先生致信李霁野。

鲁迅还帮助过李霁野夫人刘文贞，她所译英国约翰·布朗的《莱比和他的朋友》，由李霁野转寄鲁迅，发表于《译文》第二卷第五期。

做鲁迅先生的学生，就要好好向鲁迅学习。改革开放后，李霁野特别关心关爱鲁迅先生家乡绍兴的鲁迅研究工作。1982年10月26日，78岁高龄的他，应邀赴绍兴师专为中文科师生作鲁迅精神学术报告，并为设立绍兴鲁迅铜像带头捐款。1982年那年，16岁的我刚刚入学丽水师专中文科。

1978年11月18日李霁野拜谒上海鲁迅墓时留影。

B.李霁野与未名社

未名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团体，它不仅是文学社，更是出版社，它不是务虚的，而是务实的。

在鲁迅的倡导发起下，未名社1925年秋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虽不是会员，但与未名社有过工作关系的还有李何林、王青士等。

未名社初期由韦素园主持社务，后期由李霁野主持。1931年秋后因经济困难，无形解体。

有一张老照片，20世纪20年代未名社成员聚会时，4个人的合影，从左到右分别是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一个个都是妥妥的大帅哥，具有非凡的“民国范”气质。其中韦素园和韦丛芜是亲兄弟。

20世纪20年代，未名社成员聚会合影，左起：韦丛芜、李霁野、韦素园、台静农。

取名为“未名”，其实是暂时还没有想出名目的意思。北大校园里著名的“未名湖”，名字就滥觞于“未名社”，并非钱穆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命名。

未名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先后编印出版过《莽原》半月刊、《未名半月刊》、《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

李霁野是“未名四杰”之一，另外3位就是韦素园、韦丛芜兄弟和台静农先生。他们都出自皖西霍邱，是五四时期“霍邱作家群”的杰出代表。他们立足于“安徽西大门”霍邱那个独特空间——“地处大别山北麓，淮河南岸，承袭着中原文化、楚文化及两淮文化，风景恬静优美且民风淳朴”，将家国之情、忧国之思、乱世之感融入到“霍邱记忆”的文学文本中。

在大先生鲁迅的引领下，在那个“诗酒趁年华”的青春时代，未名社的年轻人们活力四射。

李霁野著《鲁迅先生与未名社》封面书影。

未名社是创作社，更是出版社，这两者的结合，极大促进了李霁野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

未名社接手《未名丛刊》的印行后，推出的第一部译著是鲁迅的《出了象牙之塔》，第二部译著就是李霁野的《往星中》。对于《往星中》，鲁迅不仅提出修改意见，还专门委托陶元庆设计封面。

1926年，李霁野动手翻译安德列夫的另一部剧作《黑假面人》，也是经过鲁迅审阅后由未名社出版的。

1928年2月，李霁野的译著《文学与革命》在未名社初版，寄往济南代售的过程中被山东军阀张宗昌截获，导致未名社被查封，李霁野、台静农和韦丛芜同时被捕。50天以后，经过鲁迅以及常维均等人的四处奔走，几人终于获释。

作为未名社成员，李霁野成为“孤寂的发掘者”，翻译之外，他的小说创作主要表现了生的隔膜与爱的隐痛；散文创作抒发了真诚与质朴的思想情怀，体现了他对文学创作“深与细”的美学追求。

朱自清先生分析五四时期的散文创作，“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延，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屈，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练，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李霁野的散文，就有着自我批评与解剖的表现，坦白表现孤寂、忧郁的情绪，文笔细腻，“既有家常味，又有真卓见”。

作为鲁迅先生的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李霁野的散文创作自然会受到鲁迅先生影响。他的《美丽的甲虫》就有《野草》的影子，属于一种“心灵独语”，记录了自己在潜意识中与心魔的搏斗，幻想的诱惑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使“我”愤怒，拿起短刀奋击，那墙上现出的一寸来深的三角形刀痕，预示着后果也只是“空无所有”……这就是真正的“刀刃向内”的自我解剖。

未名社成员和“准成员”，在不同的年代告别人世间：

生于1902年的韦素园，在1932年因肺结核英年早逝，“宏才远志，厄于短年”，鲁迅先生撰写了深切悼念的《忆韦素园君》一文。

生于1881年的大先生鲁迅于1936年逝世，告诫“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生于1905年的翻译家、作家韦丛芜于1978年因心脏病辞世。

生于1897年的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教育家、北大教授曹靖华先生，于1987年辞世。

生于1903年的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书法家台静农先生，1990年在台湾辞世。

生于1904年的李霁野先生，最为健康长寿，于1997年辞世。

作为未名“准成员”的李何林，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教育家、鲁迅研究奠基者，也是生于1904年，和李霁野同姓、同庚、同乡、同学、同事，是一生的好友。1951年，李霁野出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1952年，李何林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南开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李何林1988年因病辞世，李霁野深情地写道：“何林！你比我先走一步，离开人世了，作为七十年的老友，我感到十分悲痛。现在我在你的灵前，借用英国诗人的诗句，作对你的悼词。‘时光老人只做成半个小偷，你被他偷去了，但是你鼓舞我们的精神力量，他永远也偷不走’！”

李何林和李霁野在未名社时期的合影。两人同姓、同庚、同乡、同学、同事，是一生的好友。

C.李霁野与台湾

齐邦媛的“归去来兮”，是本义“归去”，因为“来兮”只是一个语气助词；而到了李霁野这里，不得不拆成两部分：“归去”+“来兮”。

1945年，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回归祖国。次年10月，李霁野坐船自上海抵达台北，由此成为在台重建中华文化的重要骨干之一。他比齐邦媛女士赴台早了一年，大学刚毕业的齐邦媛到台湾大学任教，年届八秩之后创作《巨流河》而名世。

李霁野是应鲁迅挚友许寿裳之邀，赴台从事消除日本殖民影响、在台重建中华文化的工作。人亡不能复生，文化亦是如此，被摧残后奄奄一息，要赶紧抢救。彼时许寿裳担任台湾省编译馆馆长，聘请李霁野担任编译馆编纂（相当于正教授）、名著编译组主任。

　　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中，阐明了设立名著编译组的初衷，非常有远见：“常常感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中学教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我常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学生，有该科二十本名著可读……”

生于1883年的许寿裳，字季茀，是著名学者、传记作家；他浙江绍兴人，鲁迅的同乡与好友，两人亲如兄弟。早在 1920 年代，就是经由鲁迅先生介绍，李霁野结识了许寿裳。

1946年，许寿裳应台湾光复后的首任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去主持台湾省编译馆。陈仪也是绍兴人。后来因为编译馆的撤并，许寿裳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出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他常常按捺不住批评国民党的“法西斯教育改革”，1948年2月18日在台大宿舍被暗杀身亡。

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透顶，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独裁党没啥两样。国民党是“百年老店”，从孙中山时代的革命党，到蒋介石时代的执政党，到蒋经国去世后变成竞选党，最后竞选失败变成了在野党。也正是国民党当年的专制，造就了台湾的民进党。

当年李霁野也是与许寿裳一道转到台湾大学任教的。李霁野成为了齐邦媛的同事，不过交集交往不多。

许寿裳被害后，李霁野在追悼会上痛斥敌人的卑劣行径。在《李霁野纪念集》中，有一篇黄猷的文章《他身上有一抹历史留痕》，黄猷当时是台湾大学的学生，真实身份为中共闽江工委、台湾工委特派员。黄猷回忆，在许先生追悼会上，李霁野一反温文尔雅的常态，拍案而起：“李霁野先生发怒了，他在讲话中痛斥敌人前前后后编造的各种流言蜚语，要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他要当众打他们的耳光。会上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向敌人挑战。”

作为教授，李霁野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但仍然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1949年5月，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干部的安排协助下，李霁野携家眷秘密坐船离开台湾到达香港，在香港又得到中共地下党的帮助，同年秋天乘船辗转到达天津。

李霁野在台湾工作只有两年半时间。在许寿裳领导下，他和编译馆的同仁们发扬“汉唐气魄”，践行“拿来主义”，编译出版了台湾光复后的第一批世界名著，为打破日本殖民文化垄断；1947年1月，他翻译的英国作家乔治·吉辛的《四季随笔》由台湾省编译馆印行，成为台湾光复后印行的第一本世界名著。他教育培养了许多优秀学生，其中包括著名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

“来兮”+“归去”，李霁野的经历，比一般的“南渡”或“北归”要复杂。

台湾当局此后将李霁野视为“亲共分子”，《四季随笔》的译者再不能署他的名字了，只得改署“于北培”，这其实是李霁野在译后记里所写：“1944年2月16日，译者于北培；1946年12月5日，注校完毕于台北。”

《四季随笔》扉页。

“北归”回大陆后，李霁野继续致力于海峡两岸文化融合，让台湾与大陆的文化纽带更加坚韧，李霁野功不可没。有一个细节是，李霁野曾委托台湾友人，将几十年前离台时无法归还的借书归还给台湾大学并致歉，这成为了两岸文坛的一段佳话。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李霁野积极联络台湾友人，矢志不渝地呼唤祖国统一。

北京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陈漱渝在回忆文章中讲到：“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恩师。李霁野跟未名社的台静农是莫逆之交，由于两岸隔绝无法聚首，李先生委托我借探亲之机，于1989年9月至10月五次拜访台静农。第二年我再次去台湾，台静农先生竟驾鹤西去了……”

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的台静农先生。

台静农出生于1902年，比1904年出生的李霁野大两岁，都是安徽霍邱县人，住在叶集镇同一条街。两人不仅是同乡、同学，还同师鲁迅、同办未名社、同坐反动派的监狱、同任教于台湾大学，真可谓是同心同德，患难与共，情逾骨肉；从童颜到鹤发，他们的友谊持续了80多年。

台静农是在1946年，经由魏建功先生推荐到台湾大学任教的。他于10月抵达台北，经历了1947年“二二八”事件之后的白色恐怖。台静农在台湾一呆就是44年，长期担任台大中文系主任，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燃灯人”。他长住台北市温州街十八巷六号。

在两岸隔绝期间，李霁野和台静农通过叶嘉莹等国际友人辗转通信，互诉衷肠。李霁野通过写诗寄托对台静农的思念，有一首七绝写道：“南北少年两地分，时伤白发意难禁。何当度峡访君去，共庆晴空一片清。”

南北两地书，遥遥难终止。由于年龄和政治的原因，李霁野最终没能跨越海峡，南渡抵台。1990年11月9日，台静农先生病逝，和夫人于韵闲合葬于台北金宝山墓园。

台静农是书法大家，在李霁野推动下，天津市将他的墨迹刻石于黄崖关长城“百家碑林”中。

“时伤故旧去纷纷”，无情最是时间，有情亦是时间。许寿裳、台静农、李霁野他们到台湾后，推动去殖民化、去日本化，复兴中华文化，推行国语，弘扬五四传统，传播鲁迅精神，功德存千秋。

李霁野寄语老友静农手稿。

D.李霁野与译著

李霁野首先是个杰出的文学翻译家。“五四”新文学翻译，是继西学翻译高潮之后，所涌现的又一次翻译高峰。在鲁迅的引领下，李霁野从翻译《往星中》出发，在翻译界做出了先驱般的贡献。因为受到鲁迅翻译思想的影响，他是“直译派”的代表，对中国现代翻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选择《往星中》，可见青年李霁野的非凡眼光。四幕剧《往星中》，讲述的故事全部发生在一个高山之上的天文台，这是与世隔绝之地，入口的铭文写着：“无益的忧虑远离吧！下面的世界在被践踏。从这里人们往星中去。”而在山下，天文学家之子所从事的革命正激烈地开展，剧中人只能猜测，“那里也许已经大获全胜，或者一个新的世界已经建立在旧世界的遗址上面了”，或者“那里的人们还活着吗，好像有什么人哀号，又好像大地上的一切都已死亡了，我们是最后的人了”……

李霁野后来回顾当年这个剧本带来的冲击：我曾经有过不活在“有限的人世”，而“生活在无限的宇宙里”的幻想。

这在今天，不免让人想起马斯克的“火星移民计划”。那么问题是：移民火星，究竟是人类的终结，还是人类的出路？

对于李霁野来说，《往星中》简直就是“蝴蝶振动的翅膀”；从此之后，他一发而不可收，先后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学著作，如安德列夫的《黑假面人》（1926年），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1928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34年），阿克萨科夫的《我的家庭》（1936年），《卫国英雄故事集》（1944年），涅克拉索夫的《史达林格勒》（1949年），维什涅夫斯基的《难忘的一九一九》（1951年）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1938年秋，李霁野转到北平辅仁大学任教，他依然边教书边译书，用4年多的时间，译完了120万字的《战争与和平》。遗憾的是，这部书稿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后几经波折，一小部分失而复得，算是一种意外之幸。

李霁野还翻译了许多英美文学名著：最著名的是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最初书名为《简爱自传》，1935年被列入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该译本是《Jane Eyre》第一个完整的中译本，一出版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此外，还翻译了《四季随笔》、英国抒情诗二百首《妙意曲》，以及《虎皮武士》《化身博士》《鲁拜集》等。

《简爱自传》扉页。

李霁野的翻译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后来他成为“南开翻译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该学派属于“西南联大翻译学派”的支系，是中国翻译主要流派之一。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既是读者，又是创作者。李霁野翻译的代表作是《简爱》，在诸多的译本中，我认为李霁野的是最好的，只可惜如今“不流行”他的版本。

以《简爱》第一章开头一段为例，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

李霁野开头的译笔是：“那一天是没有散步的可能了。不错，早晨我们已经在无叶的丛林中漫游过一点钟了；但是午饭后——在没有客人的时候，里德太太是早早吃饭的——寒冷的冬风刮来阴沉的云和侵人的雨，再做户外运动是不可能的了。”

1956年新1版、1958年第3次印刷的《简爱》封面书影。

李霁野翻译的《简爱》第一章第一页书影。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李继宏的译本，学者易中天等推荐过，开头是：“那天出去散步是不可能的了。其实早上我们已在树叶掉得精光的园林里瞎走了一个小时；但吃过正餐以后——没客人时，瑞德太太很早便开饭——冬日的寒风带来了忧郁的阴云和刺骨的冷雨，所以也不必问是否还要外出活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口碑版”是吴钧燮翻译的，属于“语文阅读推荐丛书”，开头是：“那天是没法出去散步了。尽管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间闲逛了一个小时，可是从吃午饭起（没客人来，里德太太午饭总吃得很早），就刮起冬天凛冽的寒风还夹着绵绵苦雨，这就谈不上再到外面去活动了。”

我年轻时代读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祝庆英翻译的版本，翻译的水平真的很一般：“那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不错，我们早上已经在片叶无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个钟头，但是，自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如果没有客人，里德太太是很早吃午饭的），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了那样阴沉的云和那样透骨的雨，这就不可能再在户外活动了。”

如今最流行的似乎是宋兆霖翻译的版本，他是这样译的：“那天，再出去散步是不可能了。没错，早上我们还在光秃秃的灌木林中漫步了一个小时，可是打从吃午饭起（只要没有客人，里德太太总是很早吃午饭），就刮起了冬日凛冽的寒风，随之而来的是阴沉的乌云和透骨的冷雨，这一来，自然也就没法再到户外去活动了。”

相比之下，毫无疑问是李霁野的译笔读着最舒适，可以抑扬顿挫地朗诵。李继宏次之，他是卡勒德·胡赛尼著名小说《追风筝的人》翻译者，译文较为口语化。另外几位语言要啰嗦很多，节奏感真没这么好。

E.李霁野与诗歌

李霁野本质是诗人，诗人翻译家的语言比一般翻译家要好。

他热爱诗歌，学生时代就喜欢。他曾赞颂诗歌说：“读诗是最大的赏心乐事，诗的魅力胜过爱神弓矢。”他在诗歌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卓著的，旧体、新体和诗歌翻译兼擅，三者的诗集都出版过。

李霁野在安徽安庆开始“新青年”式的新生活之际，就已写了“平生第一首五言古诗”，以“无计破牢笼，何处觅蓬莱”结尾。

他翻译的诗歌英国集《妙意曲》，一看就是“诗人翻译”的。在《妙意曲》序言中，李霁野一开始就说：

五四运动开始不久，我刚进入十五岁，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读书，对于反帝反封建的意义虽稍有理解，但受到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较深，很反对封建婚姻制度和道德观点，向往所谓恋爱自由。在性的觉醒初期，这原是很自然的事。

一九二三年我到北京读书，最初接触英文写的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诗，威廉·夏普编选的《爱尔兰歌谣集》给了我无限喜悦，至今回想起来还感到极大愉快……

有学者认为，李霁野的诗歌美学风格，呈现出多维度的契合，分别有着自然素朴、激越慷慨和沉郁苍劲三种诗歌美学。《妙意曲》的诗歌翻译，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方面，彰显了“适应性选择转换”的翻译策略，贡献了一定的审美范式。

英国诗人沃尔特·兰德的名诗《生与死》，我国有多位著名翻译家喜爱并翻译，包括李霁野。

诗的开头两句“I strove with none，or none was worth my strife”，李霁野译为：“我不和人争斗，因为没有人值得我争斗”；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杨绛译为：“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著名诗人、文学翻译家绿原译为：“我不与人争，胜负均不值”。

从译作来看，李霁野认为没有人值得他去争，杨绛不屑于争，绿原则认为争的结果没有意义。杨绛的译文广为传播，不少人都以为是杨绛自己的一句“心里话”。而李霁野的译文相对最长，也符合他偏重欧化直译的风格。

我试着用一款AI大模型进行翻译，结果是：“我没有和谁竞争，或者说没有值得我竞争的人。”

很有必要在这里说一下，李霁野晚年有两本很有意思的“大家小书”——《唐人绝句启蒙》和《唐宋词启蒙》。李老先生不仅热爱创作古体诗词，而且喜欢讲解古诗词，他为了给孙儿孙女讲解唐诗宋词，近90岁高龄时编写了《唐人绝句启蒙》和《唐宋词启蒙》。是的，这属于“亲切的启蒙”。

李霁野著《唐人绝句启蒙》封面书影。

李霁野认为，唐人绝句是用最精彩的手法、精美的文字，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崇高的思想、丰富的想象、生活的时代气息，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

“孙儿正辉写了鲁迅先生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座右铭，我们希望通过好诗美词的熏陶，你们能对世间假恶丑的一切横眉冷对，对世间真善美的一切俯首为牛！”

他精选了唐宋一百多位词人的代表性词作，逐首进行讲解，兼以谈论词的发展历程，词的艺术特色，词人的心境和情怀，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很适合青少年的启蒙教育。

在《唐人绝句启蒙》中，他讲解元稹的《嘉陵江》：“千里嘉陵江水声，何年重绕此江行？只应添得清宵梦，时见满江秋月明。”说到：“文字浅显，你们容易懂，不过感情，你们恐怕就不容易体会了。”然后讲自己的经验：

“我从沦陷的北平逃出后，先到嘉陵江畔北碚复旦大学教书，慢慢恢复了散步的习惯，便常沿着江岸散步，一天看着缓缓流动的江水，口占一首绝句，其中一句‘斜阳帆影恋碧流’，就是写嘉陵江的。抗战胜利后回乡时，坐长途汽车顺嘉陵江岸颠簸前进，旅客们都怕翻车落到江里，我却‘笑看嘉陵波溅珠’。我时时想旧地重游，但总未能实现。我读这首诗特别觉得亲切，同这点经验很有关系。”

在《唐宋词启蒙》中，老先生讲解了贺铸的5首词，在讲《石州引·薄雨初寒》中引用李商隐诗句“芭蕉不展丁香结”时，突然插入了这样一段话：

“你们为啥有点愁眉不展呀？这个愁眉不展，你们容易懂，因为学校作业太难太多，考试看不清意思，答不上来，你们都会愁眉不展。”

“大家小书”是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其中“古典诗词类”全套有22册，作者还有顾随、叶嘉莹等。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曾被列入“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精装的书籍开本较小，拿在手上挺舒服的。

F.李霁野与时代

“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也是弯曲着向前走。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著有《九个人》一书，讲述了巫宁坤、穆旦、沈从文、黄永玉等九位知识分子相异而相通的命运。“在日暮时燃烧咆哮”的巫宁坤，是著名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他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一滴泪》，把自己的前半生归纳为“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他的故事最引人关注。

巫宁坤生于1920年9月，2019年8月在美国去世，属于“百岁老人”。他1939至1941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后留学美国；1951年，应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之邀回国从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拆分，巫宁坤去处是南开大学。年底，穆旦（查良铮）和夫人周与良离开芝加哥启程回国，巫宁坤怂恿他们到了南开，分别任教于外文系和生物系。

巫宁坤、穆旦这些归国的年轻教师，后来和系主任李霁野不那么融洽，也可能有点看不上他；但更关键的是，那个时代开始扭曲了。

《九个人》书中讲到：1954年春的一个下午，“在照例的政治学习时间，系主任李霁野宣布会议的议程：‘帮助巫宁坤同志认识他来外语系任教一年半以来在思想上和其他方面所犯的错误’——一次突然袭击，众人落井下石”。英语教研室主任杨教授带头“帮助”巫宁坤……

其实，在《一滴泪》中，巫宁坤只说“系主任李教授”，没有说具体的名字。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巫宁坤、穆旦频受政治运动的打击。1955年“肃反运动”，南开大学文学院大会宣布，巫宁坤不仅是南开头号“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的头目，成员包括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穆旦。

因南开大学外文系停办，巫宁坤夫妇1956年夏初调到北京中央外事干部学校（后改名为国际关系学院）。1957年巫宁坤被定为“极右分子”，1958年被劳教，很快被流放到黑龙江小兴凯湖的劳改农场；1959年，穆旦被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管制3年”……

后来到了“文革”。1969年，穆旦和妻子都成了“牛鬼蛇神”，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李霁野同样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甚至有人非议李霁野“不是鲁迅的学生”。

那个时节，谁有安生的日子过？周海婴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有一节是《鲁迅手稿事件与母亲的死》，讲的是，许广平先生为保护鲁迅先生手稿殚心竭力地奔劳，引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看过《鲁迅与我七十年》，都会惊心于书中最后《再说几句》一节中所披露的、1957年的那个著名的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罗刹国里，谁能幸免？好的制度环境塑造人，坏的制度环境扭曲人。“人有病，天知否”背后，应该是“权有病，天知否”。

高校文化人的命运，同样也昭示着所有知识分子的命运。深切反思历史事件所依托的制度安排，最大可能制衡约束权力的为非作歹，尽力拓展容忍异见的自由空间，从而不让吊诡的、悲剧的历史重演，这是最重要的。

张伯苓率领的老南开大学，在抗战的极端艰苦岁月里，与北大、清华组成西南联大，创造了后人难以企及的教育史上的奇迹。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乱了那么多年，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始，南开大学终于拨乱反正。1980年代，南开大学又进入一个辉煌时期，费孝通的社会学班创办、陈省身领衔的数学所成立、叶嘉莹教授的加盟，都是标志性的。

晚年李霁野。

“文革”结束后，李霁野主持南开外语学科重建。1979年，“叶嘉莹归来”，就是有赖于李霁野先生的鼎力举荐。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比李霁野整整小20岁。她称李霁野先生是“影响我后半生教学生涯的前辈学者”。在回忆文章中，叶嘉莹说，李霁野先生是她的老师顾随先生的一位好友。1948年冬季，叶嘉莹随丈夫仓促赴台，顾随先生告知她李霁野等好友都已经去了台湾。1949年3月，叶嘉莹从台湾南部的高雄左营来到台北，在台湾大学中文系的办公室，见到了李霁野、台静农、戴君仁等先生。

“时我已经怀孕，而且在台湾中部的彰化女中也已经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所以并未在台北久留。谁知此次与李先生相见不久后，台湾的白色恐怖就愈演愈烈。李先生乃于仓促间离开台湾返回了大陆……”

在台湾经历种种波折的叶嘉莹，于1969年定居加拿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4年叶嘉莹回大陆探亲，随后就被台湾当局列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士”，连文稿也被禁止在台湾的书报上刊登。

“他年若遂还乡愿，骥老犹存万里心。”1979年，“我在报刊上看到了李霁野先生于‘文革’后复出、目前在南开大学任外文系主任的消息”，两人终于建立了联系。时代巨变，地覆天翻。李霁野先生热情洋溢地写信给叶嘉莹，邀她来南开大学讲学，“李先生既是我的师长一辈，又有着当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和后来在台北台湾大学的种种因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李先生的邀请”。

“白头不尽沧桑感，台海云天想故人。”叶嘉莹初抵南开大学，李霁野先生对她的生活起居、课业与交通等等悉心安排，叶嘉莹遂油然产生了“一种极为亲切的恍如游子归家的感觉”。这真是“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

新中国建立后，经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许广平介绍，李霁野加入民进，曾连任全国政协五届委员。1956年，李霁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80年代，他与民进中央老一辈领导人叶圣陶、冰心、雷洁琼、叶至善、柯灵、方明等一起，联名提案呼吁建立教师节、制定教师法，最终获得通过。

李霁野曾任天津市文联主席、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等职务。

1980年冬天，李霁野和妻子刘文贞在天津家中。

1997年5月4日，李霁野先生在天津辞世。这一天恰是“五四青年节”纪念日，作为“五四”那一代作家，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巧合。此时距离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78年。

李霁野夫人刘文贞，1910年生于天津；1935年，她是河北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学生，结识了老师李霁野。1937年李霁野与刘文贞在北平结婚。刘文贞1994辞世。李霁野和刘文贞的骨灰，后来安葬在故乡安徽霍邱叶集家乡。

2004年3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九卷本《李霁野文集》，但不完备。李霁野创作生涯起步早，1922年就开始发表作品，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译著之外，著有小说集《影》《不幸的一群》，散文集《忙里偷闲》《回忆鲁迅先生》《给少男少女》《意大利访问记》《鲁迅先生与未名社》，诗集《海河集》《今昔集》《妙意曲》，杂文集《鲁迅精神》，专著《近代文学批评片断》等。

九卷本《李霁野文集》孔夫子旧书网有销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的《李霁野选集》，第一部分是小说，后面的多为经历、回忆的散文；第二部分可看作是一部简明的“自传”：“五四”风雷在阜阳第三师范学校，流落安庆一年琐记，滚滚长江水送我到北京，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滞留在沦陷的天津，在敌陷的北平，逃出敌陷区，入川行记略，在重庆和北碚，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在台北台湾省编译馆和台湾大学及出走，回到第二故乡天津……第三部分是回忆鲁迅先生，第四部分是回忆未名社，等等。

回首文坛，至今没有一套包括原创、译著和书信等全部文字在内的《李霁野全集》，这个也应该向《鲁迅全集》学习；同时也没有一本《李霁野评传》，这有点说不过去。这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未名社”呢？

（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