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据此国家战略指引，2022年9月，区域国别学被正式确定为一级学科，这标志着我国域外研究与涉外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整合与重构工程的开启。外语专业，以其独特的语言工具属性和涉外优势，在区域国别学学科架构中扮演着关键的支撑性角色。日语专业，作为高校外语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学界对日本的关注与研究历史悠久，学术成果丰硕。鉴此，在推动二者深度融合的基础上，适时深化高校日语专业改革，丰富学科内涵，整体推进日语学科赋能区域国别学建设，是解民忧、纾国困、尽专长的顺时之举。

早期对日探讨，隐现区域国别学“雏形”

中国古代的文献中，《山海经》首开先河，将日本记载为“倭”。随后，官修史书《汉书·地理志》也明确提及“乐浪海中有倭人”，奠定了对日本早期认知的基础。南开学者武安隆在《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中，将中国学人的日本研究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宁波争贡”事件让明朝政府意识到，对日本深入系统研究的重要性。定海将士薛俊于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所著《日本考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研究日本的专著。诚如该书序言所述，“临事而有策，不若无事而有备者之克济也”，出于国防及朝贡体系维系的需要，包括官吏、文人、商人等在内的学人开始陆续展开对日本的探索，出现了像郑若曾的《日本图纂》、李言恭和郝杰的《日本考》、郑舜功的《日本一鉴》等一批早期成果。这些著作或基于留日观察，或依托一手资料，或辅以访谈笔录，内容涉及日本地理、民俗、语言等。这些调研可以说是早期区域国别研究的“雏形”。

洋务运动时期。嘉庆道光年间，吴江人士翁广平采用编年体形式，为日本镰仓政府编纂的《吾妻镜》作通鉴，曰《吾妻镜补》。该书分世系表、地理志、风土志、食货志等，系统梳理了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大量人文资料。1871年，清朝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后，以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为代表的驻日清朝外交官员成为这一时间传播与研究日本的主力。公开出版物多以日记、游记、诗歌等形式呈现，内容涉及日本风土人情和社会文化等，鲜见对日政治、经济的思考性记录。其中，最著名的日本研究著作为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其序所述“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以质之当世士夫之留心时务者”则表明了其研究的目的。该书问世时值甲午海战之后，可谓中国学人观察日本并思考与探索克敌制胜策略，有似于今天的“智库”作用。

民国时期。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刺激了大批仁人志士踏上东瀛求学的道路。这一时期，在日留学的中国学人翻译出版了大量日本书籍，内容也从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社会概况逐渐向认识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与本质转变。影响力较大的著作为戴季陶的《日本论》，该书开篇在谈到观察、研究日本的目的时写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另一部代表作是蒋百里将军的《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蒋百里凭借其多年的细致观察与研究，对日本的政治体制、经济状况、军事实力及外交策略等进行了多维全面而又独到的剖析，且根据时局特征，准确预判了中日战争的走势，甚至在战略和军事层面，更是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展现了其深厚的军事素养与战略眼光。在著作的结尾，他那句“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已成了广为传颂的名言。民国时期，赴日求学的中国学子怀揣强烈的爱国情怀，面对日本国力的快速崛起，也纷纷开始探究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奥秘与经验。

建国后对日研究，渐显区域国别学“身影”

新中国的日本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建国初期，中央根据国内外新形势，提出组建亚洲及日本研究团体，外事部门对日工作的刘思慕、张香山等“日本通”撰写出部分反映战后日本新局面的学术作品。1964年中央下文批准设立外国问题研究机构，18所高校在教育部统筹下组建外国问题研究所。次年，吉林大学和东北师大率先成立日本研究室并创办期刊。出于历史、地缘等因素的考虑，东北地区的高校成为新中国最早开展日语教育及日本研究的“发源地”，时至今日仍影响深远。北大、南开、复旦等高校相继成立日本研究所。“文革”爆发后，我国高校的日本研究几乎停滞，直至中日邦交恢复，日本研究再度升温。因此时的日本已跃然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故我国对日本研究视角也转向了经济与科技两个领域。

第二阶段1980年代至2010年。1978年后中日关系迎来“黄金期”，加之改革开放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协助下，学界分别于1984年、1995年和2008年进行过三次全国范围内的有关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和日本学研究者的调查。在著作方面，较为全面的有199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日本学论著索引1949—1988》和201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当中收录了中国学者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历史、外交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

第三阶段2010年至今。2019年北师大日语系团队编写的《中国当代日本研究（2000—2016）》，立足日本学研究视域，及时补充了高校日语专业教师的学术贡献，系统整合了包含语言、文艺、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向，堪作日语学科向区域国别学研究的一次有益尝试。调查显示，我国的日本研究机构从1996年的98个（研究机构73个，日语教学单位25个）增长至2018年的149个（研究机构96个，日语教学单位53个）。其中，日语教学单位是日本研究的重要增长点。在师资方面，2018年高校日语教师达2万余人；3450名受访对象中，博士学历者占比三成；从国内高校硕博学位论文观察，日本相关选题多样化，数量增长较快，而在2014年达顶峰后又呈现出断崖式的下降趋势。总之，建国以来，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日语学科在与日本学研究界的深度融合与和谐共生中，逐步发展为我国日本学研究的重要支柱及培养尖端日本研究人才的主要阵地。

他山之石，为区域国别学启程铺路

日本高校可视作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重点镜鉴。作为近代较早仿效西方，战后率先进入发达国家之列的东方国家，日本高等教育拥有丰富的区域国别研究（地域研究）经验。日本政府部门主导建设的研究基地、自发成立的研究团体与学术中心为区域国别人才提供了专业的就业机会和学术交流平台。以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区域研究院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在专业设置、课程体系、研究方向、人才培养等方面独树一帜，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我国高校的日语专业可充分利用学科交际优势，向日本高校借鉴学习，批判性地吸收相关领域知识体系的成果、方法、经验，与其展开合作，以“他山之石”推进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

日本学界模式可作为我国拓展区域国别学宽度与深度的参考。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知识界在西方文明“东方化”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他们成功利用了西方哲学思想解读了东方文明，创立了一种既非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又非对西方哲学纯粹模仿的“东方哲学”。这是一种从外来的工具理性获取了实惠，却又对工具理性带来的全部观念物的外来性耿耿于怀的民族主体性思想，曾主导了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理论，并引发战后日本乃至东亚学界有关历史问题的思想大讨论，但其研究范式显然可以为我国构建坚持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家利益至上和打破西方学术“一言堂”的区域国别学提供有益参考和方法路径。另外，日本学者坚守的重视地缘视域下的跨学科研究和善用历史考证、社会学调查的治学传统亦与当下我国区域国别学的要求吻合，也有助于中国学者从中借鉴。我国高校日语学科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无论在选材内容抑或方法路径上，或多或少地会受到日本学者身上那股善于质疑、勇于反驳、敢于批判的学术精神所影响。再者，运用日语工具进行研究和交流本身也是打破英语一元论的体现。

近年来，我国高校日语学科面临着来自市场需求变化、国际关系影响、AI技术冲击、教学模式滞后等因素带来的危机与挑战。同时，日本研究机构亦遭遇着地域分布失衡、后备力量不足、政策经费有限等发展瓶颈。鉴此，打破双方之间的壁垒，建立联合机制，走出一条以跨地区、跨院校、跨领域为内容，以技术变革、资源整合配置为特征，以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国别学为目标的日语学科重组与优化恰当其时。

创新融合，为区域国别学建设赋能

改革优化促融合，创新培养育人才。日语学科要在坚守以传授和研究日本语言文学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上，进一步丰富相关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在实践中尝试贯通日语专业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链接，借助语言工具与社会科学路径优势，从微观拓展至中、宏观，旨在通过对日本语言与民族、东亚国家或区域的文化精髓、国民特性、社会变迁等的教学与研究，为国家对日工作或外交政策的制定提供学理性阐释与支撑。具体而言，可建立校内、校际合作平台，探索打通文史哲基础的培养模式；在日语专业主体上，有效植入东亚国家与地区、中国文化、外交与国际政治等专题课程；顶层设计，统筹编写区域国别学教材，经过跨学院课程的学习，让日语专业学生更多享受学科建设带来的红利，以期达成兼顾描述性、学理性、应用性知识与能力为一体的一专多通的“T型”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目标。

贯彻“引进来”“走出去”，构筑广域学术共同体。日语学科可根据本校传统、特色及优势，锚定目标，有的放矢，加强与国内校际日语学科的交流合作，搭建与日方高校乃至他国高校的日本学研究中心的课程与学术共享平台，互学互鉴，获取外部区域国别学建设中的“金点子”，同时不失时机地对外推送中国方案，分享中国智慧。定期举办东亚区域国别学研讨会，协同创办国际学术期刊，设置区域与国别研讨专栏，打造东亚学者思维碰撞“交际场”，整合东亚智库信息，共建东亚区域国别研究电子数据库，共享多领域研究数据与成果。坚持问题导向，联手开展文献调研与田野调查，使日语学科在我国的区域国别学建设中凸显更多价值。

加强师资建设，更新评价体系。激励日语专业教师不断拓展知识领域和研究疆域，筑牢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丰富研究思维方法。日语教师可在系科的统筹安排下，根据兴趣和学术积累参加相应的跨学科培训，参与进修制度下的赴境外研学、访学活动；鼓励优秀教师跨专业再深造，主动攻读国际政治、历史学、经济学等专业博士学位；在引入海外青年学者时，侧重吸纳教育背景多元化的硕博士人才，注重日语学科师资的质量和研究方向的多学科性。另外，在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日语教师评价规则当体现包容性与灵活性，不宜过分强调语言文学的学科归属性，禁忌“一刀切”评价基准，充分调动从事区域国别研究教师的科研积极性与创造性，聚力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建设跑出“加速度”。（作者吴凯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通讯作者林敏洁系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民间反战记忆跨领域研究”[17ZDA28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