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东晋时代的陶渊明，我脑海中闪现的第一印象便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诗人形象，记得我还为他自动脑补上了一个躲过南北朝纷飞战乱而寿终正寝的结局。直到反复诵读了陶渊明在不同阶段的诗文后，我才感受到他隐藏在田园闲居后面内心的悲叹与品格的伟大。

在中国煌煌“二十四史”的《晋书》卷六十六、《宋书》卷九十三、《南史》卷七十五中，虽然对陶渊明都有记载，但其内容则不完全相同。请先允许我感叹一下，一位历史人物，能够在“二十四史”的“三史”中出现，这是何等的不易！这里，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考辨，但至少可以说陶渊明不是一个衔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诞生的时候，那个家族已经是日渐没落的名门望族，这使得他的“仕途”不再是“通途”。陶渊明断断续续地做过几个小官，最后一任彭泽县令，只干了80多天，并留下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千古名句。其实，说陶渊明是一位没有长性的人也可以，说他是一位不眷恋官场的人也可以。历史，对人的评价刻度，永远不会是一样的。

从陶渊明各个时期的诗文中，既可以看到他时而慨叹的壮志未酬，也可以看出他并未完全放下世事和政治，只不过时时在杯葛纠结，以为在这样的官场中做官，就违背了自己的天性和本心。其实，这种既抱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但又无法真正进入官场中拥有决策权的残酷现实，构成了魏晋时期一批文人的“群像”。陶渊明最后是选择了遵从自己本心，彻底辞官归隐田园了。

长期以来，我一直自以为是地持有一个“刻板印象”，认为陶渊明毕竟是一位名门望族之后，即便归隐也一定过得很惬意、很舒适。但是，一路阅读下来，我发现并非如此。谁都知道“种豆南山下”这一惬意诗句，但那接着而来的一句是“草盛豆苗稀”，即便田园生活是远离黑暗政治的,但它本身则是贫穷窘迫的。陶渊明的晚年，在物质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贫困户”，几乎就是在乞讨和友人的救济中度过的。但是，即使穷困潦倒至如此不堪境地，陶渊明也从未想过再回官场，从未想过借此改变自己的生活境遇，他坚定地维护着自己的风骨！

再读一读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吧，这篇作品相当于他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一个政治宣言，也是他告别半退隐状态，真正回归田园的一个里程碑。以至于李公焕在《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用大宋欧阳修对其作品的高度评价：“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而已!”。

说实话，我之前一直很疑惑，为何陶渊明已经穷困到如此地步还要坚持隐居，而不先去做一个小官救急一下呢？尤其在看到陶渊明最后拒绝了友人的接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我更为他惋惜，为他深感不值。不过，在我反复诵读他的诗文后，又好像理解了一些他的想法。从一开始的时隐时仕,到后来彻底归隐，并非是他放下了，而是他看透了。他看透了当时官场及统治阶层的黑暗与肮脏，这与他追求高尚的本心和原则不符，于是他毅然决然地远离官场，离开他“误入”的“尘网”，以“守拙归田园”来保持并探索崇高，清白的精神品格。他对崇高灵魂的追求，让他坚持过着自己贫困的人生。他乐观地面对贫困，用优美温柔的笔触描绘着田园生活，守护着心中的净土，这是他效仿甚至加入先贤的途径。在追求高尚的道路上，他是睥睨忧患的。

手捧《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一版），我想陶渊明之所以能够对后世有如此大的影响，便是因为他甘于贫苦困顿，但又乐观而又纯粹地追求崇高的精神世界，我认为，这便是陶渊明田园闲居生活背后的伟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