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德川幕府(江户幕府)的“将军链”上,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堪称“另类”,因而也备受争议。不过,我时常和一些中国学人说,不要总跟着一些日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去“骂”德川纲吉,那样会掉入日本人设计的陷阱里面,那实实在在是一个“坑”。因为德川纲吉掌握权柄期间的一系列改革,都是以儒家思想的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否定德川纲吉,就是日本江户时代一种“脱中——脱华”的努力。迄今为止,我们许多中国学者对此或许是“看破”而没有“说破”,或许是还没有“看破”而跟着日本学者“鹦鹉学舌”、人云亦云呢。
应该说,德川纲吉是一个运气不错的人。按照顺序,他是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第四个儿子,与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将军的位子轮不到他的。但是,各国历史都一样,高职、高位的继承,总有不按理出牌的时候。德川家纲撒手人寰时分,那一窝女人也没有给他生出来一个儿子来,反而是德川纲吉捡了一个“漏”,阴错阳差地继承了将军之位。俗话说,“人要是倒霉了,放屁都砸脚后跟”,“人要是运气来了,挡都是挡不住的”,德川纲吉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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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津津乐道德川纲吉像以往将军一样,继位后就修订“武家诸法度”,并且明确地把儒家精神融入其中,试图把社会导向更高的道德标准和秩序,也让幕府统治从“武治主义”转变“文治主义”。这里,长话短说,我更看重德川纲吉从1685年(贞享二年)开始陆陆续续颁布了一套最后被合称为《生类怜悯令》的法令。这其中有什么“犬猫怜悯令”、“牛马怜悯令”、“鱼介类怜悯令”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有人说这相当于现在的《动物保护法》,我则认为这是运用手中的权力把自身权威渗透到民间的一种作为。简单地说,就是以“权”设“禁”。
每一位统治者进行“顶端设计”的时候,都感觉自己是为民的。《生类怜悯令》的初衷说起来是为了倡导仁爱之心,体现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德川纲吉为了自己早日得子,听信近侍建议,搞所谓的“不杀生”。现实的问题是,在实际操作中,这项法令至少带来三个社会问题:
第一,经济负担:为执行《生类怜悯令》,政府需要投入大量管理资源,这无疑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严禁杀害动物也对农业和渔业生产造成了困扰,许多农民和渔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第二,社会秩序混乱:法令规定任何虐待动物的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告密和举报现象。许多人为了避免惩罚,不敢杀害有害动物,如老鼠和害虫,导致这些动物泛滥成灾,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
第三,执行难度大:由于法令规定过于严苛,实际执行中存在许多困难。许多地方官员在执行过程中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不知道如何平衡法令的严格规定与实际情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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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纲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的统治充满了理想主义和现实挑战的碰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生类怜悯令》作为他执政期间最具争议的法令,虽然初衷不能够完全说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被视为“恶法”,呼为“恶政”,德川纲吉也因此被称为“狗将军”,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一大话题。
历史的评价从来就是多维度的。德川纲吉的改革举措启示后世,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鸿沟。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如何平衡道德追求与实际操作,如何在推行改革时兼顾社会的承受能力,是每一位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2024年7月8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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