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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边只能带一本书，我选《史记》。”这是印在《史记里的中国》一书封面上的话。

新书分享，好书共赏。2024年7月7日上午，《史记里的中国》新书分享会，在浙江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聚远楼内的“宋韵·有意思书房”举行。作者赵宗彪感慨：“作为宋代宗室后裔，在德寿宫举行文化活动，也是向先祖的礼敬。”

南宋德寿宫遗址，于整整40年前的1984年首次发现。在考古保护的基础上，遵循宋式建筑风格，建设了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于2022年11月22日正式开放。

在南宋都城杭州，临安城遗址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宫城在凤凰山麓，德寿宫在望仙桥东，一南一北，称为“南内”与“北内”。“北内”德寿宫，是临安城的文化标识，是一个朝代的缩影与注脚，它盛载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外景。 徐迅雷 摄

《史记里的中国》新书分享会的主题，是《跨越千年的对话：史记笔锋与宋士风华》。作为对话嘉宾，笔者也参与了这场火花四溅的分享对话。

《史记里的中国》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是向继东主编的“香雪文丛”之一。该书是赵宗彪读《史记》的笔记，作者有独到的认知，剖析历史纤毫毕现，批评现实入木三分。7月7日这天，该书在当当网文学新书榜上名列第129位。

▲《史记里的中国》新书分享会。 “宋韵·有意思书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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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横渡大海的航船，其中有的是航空母舰，有的是护卫舰，有的是帆船，有的是潜艇。

司马迁的《史记》，当然是“航空母舰”，有着看不见的“核动力”。《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写人，陟罚臧否；写事，纵横捭阖——伟大的司马迁，为三千多年的历史刻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钢印”。

赵宗彪的著作《史记里的中国》，可以看作是一艘“护卫舰”，是为司马迁的“航空母舰”护卫、护航的。《史记里的中国》书不厚，字数十余万，但思想分量很重。若从思想的角度看，也可以把该书看作是一艘“潜艇”，许多有分量的思想内容，都是潜在水下面的，有“声呐”的人仔细看仔细听就会体会到。反正我觉得这本书不是那种把风帆扯得很高的、很张扬的“帆船”。

▲《史记里的中国》封面。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赵宗彪以一篇《以己任为天下》，高度褒扬司马迁：“别人以天下为己任，而司马迁则以己任为天下：我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我不倒下，世界就不会倒下。”（详见第138-142页）

《史记》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很多都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式的读法。我女儿徐鼎鼎是在台湾、在香港读的学士硕士博士，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献学，她读《史记》主要就是研究式的阅读，她有一篇论文《〈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作者疑》，分析《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这两篇名作的作者都可能不是司马迁，文章收在《认知与情怀》（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一书中。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则是《〈史记〉〈汉书〉战争路线比较研究》。

所以，我家里的书柜上，有非常多有关《史记》的研究类图书，比如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全14册，高清影印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另有不少是台湾的版本。

▲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影印本，14册），书脊有特色。

而赵宗彪《史记里的中国》是典型的读书笔记、读史笔记，是“往史”与“今记”的结合，共有38篇，都是随笔化的现代思考、杂文化的现代写作。因为是随笔和杂文，所以作者写得轻松，读者看得愉悦；你时不时会读到书中的幽默或冷幽默，就会会心一笑。

这是“逆时针研读历史，顺时针解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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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彪生于1964年，刚满“六十甲子”，比我大两岁。他是著名的作家、画家、评论家、文史学者，是木刻非遗传承人。他当过公务员，做过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爱山水，好读书，喜速写，会篆刻，擅刻木，以刀和笔展现大千世界的丰富和美好。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赵宗彪是浙江台州天台人，天台有著名的天台山、国清寺，有着非凡的山水人文历史。山水神秀的天台山，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出游的第一站，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更是佛宗道源之地。日本天台宗尊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一个天台山水滋养出来的文化人，艺文并举，外柔内刚。

▲日本天台宗尊为祖庭的天台山国清寺。 徐迅雷摄于2022年12月7日

赵宗彪可是真正的“赵家人”，他的祖上是南宋时代的移民，当年从河南开封来到这江南。赵氏家谱记载，来到天台的第一代始祖，是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匡义的六世孙赵士伃兄弟俩，赵宗彪是赵匡义的第三十二世孙，当然，平常他并不会说这个背景家世。

▲作者赵宗彪是宋代宗室后裔。 “宋韵·有意思书房”供图

宋朝的皇帝，充满了艺术细胞；宋太宗赵匡义更是多才多艺，在书法、音律、围棋等方面都是高手。赵宗彪所继承的艺术基因，显然很强大。

赵宗彪先生著作不少，此前出版有散文集《山河故人》，杂文集《三国笑谈》《西游放谈》《水浒乱谈》《大地与人》，木刻作品集《木上江南》《万物有灵》等十多部。

去年在《山河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分享会上，我说赵宗彪“刀下是诗，笔下是画”。用笔写出来的《山河故人》如诗如画：“风吹散了记忆，但吹不散对故乡的念与爱。乡音土语、一草一木，一个江南乡村的话与画；捉蜂捕蝶、陀螺毽子，每个人的童心与童年……”

作为艺术家，赵宗彪的木刻绝对是一流的，曾在杭州等地举办个人木刻作品展十多场。《木上江南》（浙江工商大学2021年9月第1版）出版之后，又出版了《万物有灵》（浙江工商大学2024年3月第1版），这两本书都太漂亮了，完全可以去参评年度最美书籍。

▲木刻作品集《万物有灵》封面，印着赵宗彪木刻的生灵。

《木上江南》《万物有灵》中的木刻作品，删繁就简，诗意盎然。那是赵宗彪在黑漆覆盖的原木圆盘之上，以刀为笔，用最简单的黑白两色，以天然木纹的细腻肌理，再现了大千世界。

对于他这两类不同的作品，萝卜青菜，我都很爱。思想之重，艺术之美，都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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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中国》，有非常的思想分量。而思想分量的表现，不一定都是剑拔弩张的，读者可以在静静地阅读中悄悄地体会到。

比如在《敢于失败的英雄》这一篇中，赵宗彪设问：“为什么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人精神反而越萎靡？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贵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详见第61页）

看原稿，赵宗彪其实有一串发人深省的问号：“为什么中国人往后，精神反而越萎靡？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为什么我们从昂首挺胸的人反而变成了俯首膝行的奴才和精神侏儒？这种返祖现象为什么愈往后愈厉害？”每一个问号都非常有分量，都有待拉直。删掉了很可惜。

著名学者、“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有句名言：“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如果仅仅只是站在国家看世界，那跟站在井底看井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而司马迁的站位，就是站在人类世界的高度。在《敢于失败的英雄》这篇结尾，赵宗彪说得到位：“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时空，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上作评判，而是着眼于人类的文明发展。”（详见第64页）

“并不在自己的祖国建功立业”的人，就是人类之人，就是世界之人。在《何处是祖国》这篇中，作者主要写范雎（关关雎鸠的“雎”），在《史记》里，范雎的故事是非常曲折精彩的，小说家还真写不出来。通过范雎等人的故事，作者阐述了一个重大问题：何处是祖国？

作者说：“从文化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但是，除了老子、孔子、孟子、屈原等人外，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在自己的祖国建功立业：孙武，齐人，建功于吴；吴起，卫人，先后建功于魏国、楚国；伍子胥，楚人，建功于吴；商鞅，卫人，建功于秦；苏秦，洛阳人，建功于燕、赵、韩、齐诸国，为从约长，相六国；张仪，魏人，建功于秦；范雎，魏人，建功于秦；蔡泽，燕人，建功于秦；乐毅，魏人，建功于燕；吕不韦，魏人，建功于秦；李斯，楚人，建功于秦；韩非，韩人，其学说实践于秦；蒙恬，其先齐人，建功于秦……”（详见第104页）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有家有国有自由有情怀。从春秋到宋代再到清代，士人的家国情怀有变迁，有异同。

北宋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在宋代士人的家国情怀中，有鲜明的“杭铁头”精神。杭州话是吴侬软语，背后却是“杭铁头”。杭铁头，硬骨头，外柔内刚，不惧磨难，坚韧不拔，决不低头。能文善武的岳飞，既是军事家，又是文化人，他的《满江红》壮怀激烈、浩气长存，正是岳飞给“杭铁头”精神树立了榜样。

▲还我河山——杭州岳王庙里的岳飞塑像。 徐迅雷摄

家国情怀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到了南宋，历九帝，国祚152年（1127年—1279年）。学者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一书中，讲到宋孝宗时代（1163—1189）时说：“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南宋士人普遍体会到家国幸福，得益于制度环境相对宽松，所以爱国也是很自然的事。

▲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一角。 徐迅雷 摄

到了清代，龚自珍成了“杭铁头”精神的代表。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先人当年随宋室南渡，到他这一代已定居杭州400年。时至晚清，已是“衰世”，却要伪装成“治世”。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他想告别这“衰世”，告别制造“病梅”的制度环境，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是“杭铁头”。

到了现在，社会变成了“罗刹国”，涌现了大量的“爱国贼”的“伪爱国”。

有个叫“铁头”中国“网红”，竟然跑到日本去撒了一泡“爱国尿”，竟然还被众多网民称赞为“英雄”——这样的所谓“铁头”，真实羞煞“杭铁头”，“点赞”简直是“点脏”。

7月7日这天，恰逢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7周年。记住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爱国贼”永远都是井底之蛙，他们即使“背井离乡”，那也是背上背着“井”在离乡，一直都是井底眼光、井底思维、井底行为，此可谓：“历史长河，浪花飞溅，片片皆时光写照；领域短板，井蛙出跳，个个仍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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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文化最蓬勃、政治最活跃、战争最频繁的时代，可真是“青春期的中国”。

身边有个例子：杭州半山石塘战国1号墓1990年出土的“战国水晶杯”，精美得令人震惊，现在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杭州博物馆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

著名学者张鸣教授为《史记里的中国》写了序言，题目是《青春期的中国人》，其中写到：“青春期的中国人，可能有点草莽之气；但是，也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冲劲，萌气，有活力，也有新鲜感。那时的中国人，即便是玩阴谋，也有可爱之处。”确实是这么回事。张鸣教授还说：“司马迁是中国人青春期的史学家，或者说，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更是文章圣手。古代的散文，依我看，没有超越他的。”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概念，由德国著名哲学家、“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雅斯贝尔斯著有《四大圣哲》（傅佩荣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第1版），所写的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四大圣哲”。不久前，我给上海作家书店微信公众号推荐书籍（巨鹿之赞·一句话书单），就推荐了这本书，我的一句话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奠定了世界主要文明的思想精神底蕴，他们是高悬的灯，照亮我们前进的路。”

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是高悬的灯，照亮我们前进的路。

▲傅佩荣译《四大圣哲》封面。

在“轴心时代”，在“青春期的中国”，人类思想典范的创造者，在今天是不能忘记的，否则就是忘本。

历史学家张宏杰说：“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这番话是比较厉害、比较刺激的。这也告诉我们，读历史，很重要的是读教训。但人类很奇怪，大多数都会是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从教训中吸取教训。”

西南联大教授皮名举，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过一句名言：“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这种落后，其实就是从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开始的，随后就有汉武帝的“发扬光大”。《史记里的中国》当中《别把自己当工具》（详见第108页）这篇，写到汉武帝，是从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入笔的，夹叙夹议，写得很有意思：

按照剧作家们的编写，汉武帝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理所当然的明君，所以，连剧名都要硬邦邦地再嵌入一个“大”字，叫《汉武大帝》，如此篡改名号，如果放在当年，是要杀头的。只是，这样一个“大帝”，当年的老百姓，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好（原文是“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少伟大光荣正确”），反而更怀念前两任皇帝：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前两个皇帝不折腾。

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喜欢折腾的人。加上身体好，活到七十岁，执政时间达五十四年，所以，许多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出，做得成。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为先，兴太学；削封建，迁豪强；征匈奴，平南越，开疆拓土；多方求不死药，到处封禅……长达五十年的拓边战争，结果是民不聊生，如后来的班固所言：“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武帝一直折腾到死，才后悔，才说了一些人话。

读到“如此篡改名号，如果放在当年，是要杀头的”这句，我忍俊不禁。电视剧《汉武大帝》当年播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在《都市快报》工作，刚辞去主任职务不久，在编一个评论的版面，编发了一篇批评《汉武大帝》的评论文章，结果被领导给枪毙了。

你要“扫皇”（皇帝的“皇”），远远比“扫黄”来得困难。2024年5月28日辞世的著名剧作家、杂文家“鬼才”魏明伦，当年力主“扫皇”，真是富有见识。

彼时有个网络段子：李莲英问：“老佛爷还好吗？”答：“她永远活在电视导演的心中。”

著名学者易中天，曾不客气地吐槽清乾隆，说那是“王八蛋王朝”，真的没说错；而爱折腾的汉武大帝，弄出来的也是一个“王八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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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孤勇者”，他们是“置黑暗而生孤勇”。司马迁以《刺客列传》抒写了这些“孤勇者”。史上或是“形势比人强”，或是强人左右形势，而反抗专制强权的“孤勇者”是令人钦佩的。

但有的“孤勇者”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史记》中，列传的开篇就是《伯夷列传》。赵宗彪在《史记里的中国》一书中，以《同谁可以讲道理》（详见第1-5页）作为开篇，写了伯夷与叔齐这对兄弟“非常讲道理”：

这两个讲道理的兄弟，是商王朝分封的邦国孤竹君的儿子，是“官二代”，分别是老大和老三，特权阶级的人。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父王表示，不想让老大伯夷接班，而想将大位传给叔齐。君王没有退休一说，常是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叔齐不干，他认为做人要讲更大的道理：由老大伯夷接班，这才是天理。老大伯夷说，你接班，“父命也”，违不得，于是他逃走了。听说哥哥逃了，叔齐也丢掉王冠跟着逃。

这对讲道理的兄弟后来跑到了一起……兄弟俩认为，做人必须讲道理。这个以暴易暴得来的政权是不义的，没有道理。他们反对暴力，作为前朝的遗民，有权力采取和平的不合作态度……他们不但不出仕，而且“义不食周粟”，逃避到首阳山上隐居，“采薇而食之”，结果饿死在首阳山上。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为明道正义。这饿死的两兄弟，难道不是真正的“孤勇者”吗？那么，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想到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

而且，“狡兔死，走狗烹”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铁律。

▲参与《史记里的中国》分享会的读者们。 “宋韵·有意思书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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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阅读中国历史、分析思想谱系的价值所在。从人类看历史，从《史记》读中国，于今人亦是必须的。

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阅读他人，也是阅读我们自己，阅读我们的民族，阅读我们的国家，阅读我们人类全体。但是很遗憾，“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如今上上下下，不读书或者假读书、伪读书的人太多了。

当年在“南渡北归”的时候，选择“南渡”去了台湾的哲学大家殷海光，曾经痛心疾首地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但现在却快要失明了。”

一个人如果“失明”了，那就没有“罪己”与反省。

在古代，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士”。曾子说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们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日本华侨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