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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身边只能带一本书,我选《史记》。”这是印在《史记里的中国》一书封面上的话。
新书分享,好书共赏。2024年7月7日上午,《史记里的中国》新书分享会,在浙江杭州“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聚远楼内的“宋韵·有意思书房”举行。作者赵宗彪感慨:“作为宋代宗室后裔,在德寿宫举行文化活动,也是向先祖的礼敬。”
南宋德寿宫遗址,于整整40年前的1984年首次被发现。在考古保护的基础上,遵循宋式建筑风格,建设了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于2022年11月22日正式开放。
在南宋都城杭州,临安城遗址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宫城在凤凰山麓,德寿宫在望仙桥东,一南一北,称为“南内”与“北内”。“北内”德寿宫,是临安城的文化标识,是一个朝代的缩影与注脚,它盛载着历史的风云变幻,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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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外景。 徐迅雷 摄
《史记里的中国》新书分享会的主题,是《跨越千年的对话:史记笔锋与宋士风华》。作为对话嘉宾,笔者也参与了这场火花四溅的分享对话。
《史记里的中国》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今年4月出版,是向继东主编的“香雪文丛”之一。该书是赵宗彪读《史记》的笔记,作者有独到的认知,剖析历史纤毫毕现,批评现实入木三分。7月7日这天,该书在当当网文学新书榜上名列第129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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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中国》新书分享会。 “宋韵·有意思书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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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横渡大海的航船,其中有的是航空母舰,有的是护卫舰,有的是帆船,有的是潜艇。
司马迁的《史记》,当然是“航空母舰”,有着看不见的“核动力”。《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写人,陟罚臧否;写事,纵横捭阖——伟大的司马迁,为三千多年的历史刻下了不可磨灭的“思想钢印”。
赵宗彪的著作《史记里的中国》,可以看作是一艘“护卫舰”,是为司马迁的“航空母舰”护卫、护航的。《史记里的中国》书不厚,字数十余万,但思想分量很重。若从思想的角度看,也可以把该书看作是一艘“潜艇”,许多有分量的思想内容,都是潜在水下面的,有“声呐”的人仔细看仔细听就会体会到。反正我觉得这本书不是那种把风帆扯得很高的、很张扬的“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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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中国》封面。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赵宗彪以一篇《以己任为天下》,高度褒扬司马迁:“别人以天下为已任,而司马迁则以己任为天下:我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我不倒下,世界就不会倒下。”(详见第138-142页)
《史记》有各种各样的读法,很多都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式的读法。我女儿徐鼎鼎是在台湾、在香港读的学士硕士博士,专业方向是先秦两汉文献学,她读《史记》主要就是研究式的阅读,她有一篇论文《〈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作者疑》,分析《报任安书》与《太史公自序》这两篇名作的作者都可能不是司马迁,文章收在《认知与情怀》(中国书籍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一书中。她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论文,则是《〈史记〉〈汉书〉战争路线比较研究》。
所以,我家里的书柜上,有非常多有关《史记》的研究类图书,比如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全14册,高清影印本,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另有不少是台湾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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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编撰的《史记会注考证》(影印本,14册),书脊有特色。
而赵宗彪《史记里的中国》是典型的读书笔记、读史笔记,是“往史”与“今记”的结合,共有38篇,都是随笔化的现代思考、杂文化的现代写作。因为是随笔和杂文,所以作者写得轻松,读者看得愉悦;你时不时会读到书中的幽默或冷幽默,就会会心一笑。
这是“逆时针研读历史,顺时针解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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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宗彪生于1964年,刚满“六十甲子”,比我大两岁。他是著名的作家、画家、评论家、文史学者,是木刻非遗传承人。他当过公务员,做过报业集团副总编辑,爱山水,好读书,喜速写,会篆刻,擅刻木,以刀和笔展现大千世界的丰富和美好。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赵宗彪是浙江台州天台人,天台有著名的天台山、国清寺,有着非凡的山水人文历史。山水神秀的天台山,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出游的第一站,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目的地,更是佛宗道源之地。日本天台宗尊天台山国清寺为祖庭。一个天台山水滋养出来的文化人,艺文并举,外柔内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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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台宗尊为祖庭的天台山国清寺。 徐迅雷摄于2022年12月7日
赵宗彪可是真正的“赵家人”,他的祖上是南宋时代的移民,当年从河南开封来到这江南。赵氏家谱记载,来到天台的第一代始祖,是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匡义的六世孙赵士伃兄弟俩,赵宗彪是赵匡义的第三十二世孙,当然,平常他并不会说这个背景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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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宗彪是宋代宗室后裔。 “宋韵·有意思书房”供图
宋朝的皇帝,充满了艺术细胞;宋太宗赵匡义更是多才多艺,在书法、音律、围棋等方面都是高手。赵宗彪所继承的艺术基因,显然很强大。
赵宗彪先生著作不少,此前出版有散文集《山河故人》,杂文集《三国笑谈》《西游放谈》《水浒乱谈》《大地与人》,木刻作品集《木上江南》《万物有灵》等十多部。
去年在《山河故人》(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第1版)分享会上,我说赵宗彪“刀下是诗,笔下是画”。用笔写出来的《山河故人》如诗如画:“风吹散了记忆,但吹不散对故乡的念与爱。乡音土语、一草一木,一个江南乡村的话与画;捉蜂捕蝶、陀螺毽子,每个人的童心与童年……”
作为艺术家,赵宗彪的木刻绝对是一流的,曾在杭州等地举办个人木刻作品展十多场。《木上江南》(浙江工商大学2021年9月第1版)出版之后,又出版了《万物有灵》(浙江工商大学2024年3月第1版),这两本书都太漂亮了,完全可以去参评年度最美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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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刻作品集《万物有灵》封面,印着赵宗彪木刻的生灵。
《木上江南》《万物有灵》中的木刻作品,删繁就简,诗意盎然。那是赵宗彪在黑漆覆盖的原木圆盘之上,以刀为笔,用最简单的黑白两色,以天然木纹的细腻肌理,再现了大千世界。
对于他这两类不同的作品,萝卜青菜,我都很爱。思想之重,艺术之美,都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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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里的中国》,有非常的思想分量。而思想分量的表现,不一定都是剑拔弩张的,读者可以在静静地阅读中悄悄地体会到。
比如在《敢于失败的英雄》这一篇中,赵宗彪设问:“为什么春秋战国以后的中国人精神反而越萎靡?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贵族精神的逐步流失,肯定是一个重要原因。”(详见第61页)
看原稿,赵宗彪其实有一串发人深省的问号:“为什么中国人往后,精神反而越萎靡?为什么士气从春秋战国之后每况愈下?为什么我们从昂首挺胸的人反而变成了俯首膝行的奴才和精神侏儒?这种返祖现象为什么愈往后愈厉害?”每一个问号都非常有分量,都有待拉直。删掉了很可惜。
著名学者、“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先生有句名言:“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要从国家看世界。”如果仅仅只是站在国家看世界,那跟站在井底看井沿,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而司马迁的站位,就是站在人类世界的高度。在《敢于失败的英雄》这篇结尾,赵宗彪说得到位:“司马迁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他的目光穿透了历史的时空,不在一时一地的胜负上作评判,而是着眼于人类的文明发展。”(详见第64页)
“并不在自己的祖国建功立业”的人,就是人类之人,就是世界之人。在《何处是祖国》这篇中,作者主要写范雎(关关雎鸠的“雎”),在《史记》里,范雎的故事是非常曲折精彩的,小说家还真写不出来。通过范雎等人的故事,作者阐述了一个重大问题:何处是祖国?
作者说:“从文化史上看,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是中国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人才济济,群星灿烂。但是,除了老子、孔子、孟子、屈原等人外,他们中的多数人,并不在自己的祖国建功立业:孙武,齐人,建功于吴;吴起,卫人,先后建功于魏国、楚国;伍子胥,楚人,建功于吴;商鞅,卫人,建功于秦;苏秦,洛阳人,建功于燕、赵、韩、齐诸国,为从约长,相六国;张仪,魏人,建功于秦;范雎,魏人,建功于秦;蔡泽,燕人,建功于秦;乐毅,魏人,建功于燕;吕不韦,魏人,建功于秦;李斯,楚人,建功于秦;韩非,韩人,其学说实践于秦;蒙恬,其先齐人,建功于秦……”(详见第104页)
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有家有国有自由有情怀。从春秋到宋代再到清代,士人的家国情怀有变迁,有异同。
北宋大家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家国情怀的集中体现。
在宋代士人的家国情怀中,有鲜明的“杭铁头”精神。杭州话是吴侬软语,背后却是“杭铁头”。杭铁头,硬骨头,外柔内刚,不惧磨难,坚韧不拔,决不低头。能文善武的岳飞,既是军事家,又是文化人,他的《满江红》壮怀激烈、浩气长存,正是岳飞给“杭铁头”精神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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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我河山——杭州岳王庙里的岳飞塑像。 徐迅雷摄
家国情怀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到了南宋,历九帝,国祚152年(1127年—1279年)。学者虞云国《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一书中,讲到宋孝宗时代(1163—1189)时说:“一方面在专制政体上继承了绍兴体制的政治遗产,另一方面在对官僚士大夫的做法上则有明显的调整,他还能容忍不同的政见与批评的声音,政治生态与思想氛围较之宋高宗秦桧专权时期大有改善。由于宋孝宗的政治统治相对宽松,致使这一时代在思想文化上颇有亮色。”南宋士人普遍体会到家国幸福,得益于制度环境相对宽松,所以爱国也是很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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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德寿宫遗址博物馆一角。 徐迅雷 摄
到了清代,龚自珍成了“杭铁头”精神的代表。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他的先人当年随宋室南渡,到他这一代已定居杭州400年。时至晚清,已是“衰世”,却要伪装成“治世”。作为思想家的龚自珍,他想告别这“衰世”,告别制造“病梅”的制度环境,走出“万马齐喑”的专制长夜。“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就是“杭铁头”。
到了现在,社会变成了“罗刹国”,涌现了大量的“爱国贼”的“伪爱国”。
有个叫“铁头”中国“网红”,竟然跑到日本去撒了一泡“爱国尿”,竟然还被众多网民称赞为“英雄”——这样的所谓“铁头”,真实羞煞“杭铁头”,“点赞”简直是“点脏”。
7月7日这天,恰逢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87周年。记住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爱国贼”永远都是井底之蛙,他们即使“背井离乡”,那也是背上背着“井”在离乡,一直都是井底眼光、井底思维、井底行为,此可谓:“历史长河,浪花飞溅,片片皆时光写照;领域短板,井蛙出跳,个个仍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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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繁荣、文化最蓬勃、政治最活跃、战争最频繁的时代,可真是“青春期的中国”。
身边有个例子:杭州半山石塘战国1号墓1990年出土的“战国水晶杯”,精美得令人震惊,现在是杭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属于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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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博物馆镇馆之宝——战国水晶杯。
著名学者张鸣教授为《史记里的中国》写了序言,题目是《青春期的中国人》,其中写到:“青春期的中国人,可能有点草莽之气;但是,也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冲劲、萌气,有活力,也有新鲜感。那时的中国人,即便是玩阴谋,也有可爱之处。”确实是这么回事。张鸣教授还说:“司马迁是中国人青春期的史学家,或者说,他不仅是史学家,还是思想家,更是文章圣手。古代的散文,依我看,没有超越他的。”
孔子所处的那个时代,就是“轴心时代”。“轴心时代”的概念,由德国著名哲学家、“存在哲学”的代表人物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雅斯贝尔斯著有《四大圣哲》(傅佩荣译,商务印书馆2022年5月第1版),所写的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四大圣哲”。不久前,我给上海作家书店微信公众号推荐书籍(巨鹿之赞·一句话书单),就推荐了这本书,我的一句话是:“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奠定了世界主要文明的思想精神底蕴,他们是高悬的灯,照亮我们前进的路。”
司马迁的《史记》,同样是高悬的灯,照亮我们前进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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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译《四大圣哲》封面。
在“轴心时代”,在“青春期的中国”,人类思想典范的创造者,在今天是不能忘记的,否则就是忘本。
历史学家张宏杰说:“春秋时的中国人,生机勃发,品格清澈。汉唐时的中国人,雍容大气,自信心很强。及至明清,一个个却是那么麻木、懦弱,缺乏创造力。明清时的中国人和春秋时的中国人相比,简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这番话是比较厉害、比较刺激的。这也告诉我们,读历史,很重要的是读教训。但人类很奇怪,大多数都会是这样的情况,那就是:“人类从历史中获得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从教训中吸取教训。”
西南联大教授皮名举,曾经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过一句名言:“不读中国历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读西洋历史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这种落后,其实就是从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开始的,随后就有汉武帝的“发扬光大”。《史记里的中国》当中《别把自己当工具》(详见第108页)这篇,写到汉武帝,是从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入笔的,夹叙夹议,写得很有意思:
按照剧作家们的编写,汉武帝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是理所当然的明君,所以,连剧名都要硬邦邦地再嵌入一个“大”字,叫《汉武大帝》,如此篡改名号,如果放在当年,是要杀头的。只是,这样一个“大帝”,当年的老百姓,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好(原文是“并没有觉得他有多少伟大光荣正确”),反而更怀念前两任皇帝: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前两个皇帝不折腾。
汉武帝是一个非常喜欢折腾的人。加上身体好,活到七十岁,执政时间达五十四年,所以,许多事情,他都可以做得出,做得成。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教为先,兴太学;削封建,迁豪强;征匈奴,平南越,开疆拓土;多方求不死药,到处封禅……长达五十年的拓边战争,结果是民不聊生,如后来的班固所言:“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武帝一直折腾到死,才后悔,才说了一些人话。
读到“如此篡改名号,如果放在当年,是要杀头的”这句,我忍俊不禁。电视剧《汉武大帝》当年播得正热闹的时候,我在《都市快报》工作,刚辞去主任职务不久,在编一个评论的版面,编发了一篇批评《汉武大帝》的评论文章,结果被领导给枪毙了。
你要“扫皇”(皇帝的“皇”),远远比“扫黄”来得困难。2024年5月28日辞世的著名剧作家、杂文家“鬼才”魏明伦,当年力主“扫皇”,真是富有见识。
彼时有个网络段子:李莲英问:“老佛爷还好吗?”答:“她永远活在电视导演的心中。”
著名学者易中天,曾不客气地吐槽清乾隆,说那是“王八蛋王朝”,真的没说错;而爱折腾的汉武大帝,弄出来的也是一个“王八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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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孤勇者”,他们是“置黑暗而生孤勇”。司马迁以《刺客列传》抒写了这些“孤勇者”。史上或是“形势比人强”,或是强人左右形势,而反抗专制强权的“孤勇者”是令人钦佩的。
但有的“孤勇者”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史记》中,列传的开篇就是《伯夷列传》。赵宗彪在《史记里的中国》一书中,以《同谁可以讲道理》(详见第1-5页)作为开篇,写了伯夷与叔齐这对兄弟“非常讲道理”:
这两个讲道理的兄弟,是商王朝分封的邦国孤竹君的儿子,是“官二代”,分别是老大和老三,特权阶级的人。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的父王表示,不想让老大伯夷接班,而想将大位传给叔齐。君王没有退休一说,常是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叔齐不干,他认为做人要讲更大的道理:由老大伯夷接班,这才是天理。老大伯夷说,你接班,“父命也”,违不得,于是他逃走了。听说哥哥逃了,叔齐也丢掉王冠跟着逃。
这对讲道理的兄弟后来跑到了一起……兄弟俩认为,做人必须讲道理。这个以暴易暴得来的政权是不义的,没有道理。他们反对暴力,作为前朝的遗民,有权力采取和平的不合作态度……他们不但不出仕,而且“义不食周粟”,逃避到首阳山上隐居,“采薇而食之”,结果饿死在首阳山上。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为明道正义。这饿死的两兄弟,难道不是真正的“孤勇者”吗?那么,这样的人今天还有吗?想到基辛格博士曾经说过一句名言:“权力就是最好的春药。”
而且,“狡兔死,走狗烹”是所有专制王朝无法逃脱的铁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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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史记里的中国》分享会的读者们。 “宋韵·有意思书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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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阅读中国历史、分析思想谱系的价值所在。从人类看历史,从《史记》读中国,于今人亦是必须的。
读一本好书,不仅仅是阅读他人,也是阅读我们自己,阅读我们的民族,阅读我们的国家,阅读我们人类全体。但是很遗憾,“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如今上上下下,不读书或者假读书、伪读书的人太多了。
当年在“南渡北归”的时候,选择“南渡”去了台湾的哲学大家殷海光,曾经痛心疾首地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时代的眼睛,但现在却快要失明了。”
一个人如果“失明”了,那就没有“罪己”与反省。
在古代,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就是“士”。曾子说得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我们任重而道远!
(作者系本报专栏作家、香港新闻社日本分社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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