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丰岛区池袋属于黄檗宗的洞云寺，有一处并不是特别起眼的墓石，名为“枳园森立之寿藏碑”，用全汉字密密麻麻地写着铭文。左边第一行为“立之字立夫□（号+乕）枳園”。这便是日本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名医森立之的墓。

森立之名字的“号”和他的职业很般配，很“入味”。因为，“枳”是一种像橘的树木，又称枸橘，可入药，中药称未成熟的果实为“枳实”。由此可见，森立之对中药的感情。其实，他的医号也很儒雅，叫做“养竹”。我猜，这一定是源于白居易的《养竹记》。对汉文学如此的“附庸风雅”，也能看出森立之的“中国情怀”。和这些相比，“名医”的光环和头衔，最来自他和中医的不解之缘。森立之不是一般的行医之人，他有三重身份。除了医生，还是文献学家和考证学家。在日本现代医学在世界受到关注的今天，能够知道森立之这位被视为“汉方医学”巅峰的人，恐怕真的不多。

森立之1807年生于江户，长于医师家庭，除了学习家传的中医，还曾师从伊泽兰轩和多纪元坚，并从15岁起为位于今天广岛县的福山藩阿部家族服务。用今天的话说，这时的森立之有着一份十分体面的“铁饭碗”。不过，有趣的是，年轻的森立之唱戏成瘾，给自己带来了大麻烦。据澁江保的《森枳园传》记载，森立之不但唱，甚至和演员一块到舞台上演。这种“不务正业”很快传到藩主的耳朵里，也因此让森立之丢了工作，被逐出阿部家族。川濑一马的《日本书志学之研究》还认为，森立之是个貌美之男，喜好唱女角，甚至还和当时的世俗女子有染。有学者称，森立之的“遭遇”说明，看来才华横溢之人也大抵与风花雪月脱不了干系。另，《森枳园传》还记载，森立之离开时全身仅有“八百二十三文钱”，相当于现在的25600日元左右，可以用一个“潦倒”来形容。其后十二年间，森立之一直处于“流放”状态。

不过，自古以来，是金子总会发光。“落魄”期间，森立之并没有随波逐流和消极怠工。相反，他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深入山川林野，积累了丰富的临床医学经验，为日后在文献和考据学上“大爆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其《本草经考注》等著作中，都能看到他对这次人生际遇的认识，即“于实际略有所得，是亦不幸中之幸”。这一下子让我想起了电视剧《康熙王朝》里演绎的周培公虽被发配至东北苦寒之地，临终前却为康熙献礼《皇舆全览图》。虽与真实史实不符，周培公的形象深入人心，令人动容。

1848年森立之遇赦重回江户，也揭开了他浓墨重彩的笔耕篇章。除了对中医古代名著的系列“考注”，最为耀眼的当属“伤寒论”。对此，我想把它称之为森立之和张仲景的一次跨时空“连线”。

弥足珍贵的是，森立之作为日本医者，能够成为中医史上极少运用临床经验论证《伤寒论》的专家，可谓之上乘。在他看来，形成于数千年之前的书籍，需要实际和实地的考究论证。在这背后，就是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森立之能够成为懂中医的日本名医，不仅仅是学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样严谨的治学精神。清末民初的历史地理学家兼考据学者杨守敬在1880年至1884年访日期间，在日本汉书籍方面做了大量珍贵工作，他与森立之的互动也成为两国交流的佳话。杨守敬在森立之之处看到了大量爱不释手的摹写书本，森立之则慷慨相赠。惺惺相惜之间，也成就了《留真谱》这样的古籍版本学“书影”的问世。二人的你来我往，见诸《清客笔话》，也让后人看到了中日名家跨越语言和国境的障碍，可谓彼此辉映，共生发展。古人尚且如此，站在巨人肩膀之上的今人，没有理由不把这种情谊传承下去，一如森立之对中国医学古典著作的投入。凡夫俗子和先贤圣人，在时代的浪潮面前都是渺小的。森立之在即将完成分量最重的《伤寒论考注》时，被日本汹涌澎湃的明治维新打个正着。一是受到政局的冲击，二来妻与子的病故离世，使已过花甲之年的森立之备受打击。此时的日本社会，正发生着从汉学向洋学的猛烈转变。于是，医学家和文献家的森立之，曾一度被迫去做了官属印刷局的编辑。其实，回顾中日之间的互学互鉴，也一定要像看到中医在日本社会所经历的历史潮流一样，反复和曲折，夹杂着外界和时代的冲击，才构成了中日交流的层次感，更加增加了后世的思考视角和学习角度。

中医专家之外，森立之其实还是汉诗爱好者。除了写过专门的“诗稿”，其诗作还频频见诸像《本草经考注》这样的医学著作里。不妨随手撷来几句：“半百未衰添二龄，椒樽对坐眼先青。今春别有欢心事，考注新成本草经”。（2024年7月10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