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万日元终于“变脸”了。时隔40年，福泽谕吉被涩泽荣一取代。要知道，能够在1万日元大钞上“露脸”的，在涩泽荣一之前只有两人：圣德太子和福泽谕吉。他俩对日本的贡献毋庸赘言。那么，涩泽荣一有哪些贡献，可以成为1万日元上的“新面孔”？

涩泽荣一经历丰富，著名经济学家土尾乔雄编辑的《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多达68卷。但概括而言，涩泽荣一的贡献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从西方引进近代企业组织方式“株式会社”（股份公司）；第二，为打破“士尊商卑”观念，提高商人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提出了著名的“论语算盘论”。涩泽荣一的这些贡献，使他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

1867年底，28岁的涩泽荣一随江户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弟弟、民部大辅德川昭武赴法国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这次欧洲之行对涩泽荣一影响甚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对经济界的观察中，我认识到有几样东西和日本不一样，即纸币的流通、银行、公债、合本制（股份制），以及工商业者与官员、军人的平等地位”。回国后，涩泽荣一即开始进行“以众人的力量办事业”的股份制实验，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原滋贺大学校长、经济学家宫本宪一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书中提出，“日本是企业国家的典型”。作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可谓居功至伟。

涩泽荣一的第二项贡献是打破“士尊商卑”观念，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从欧洲回到日本，日本商人对政府官员的唯唯诺诺和欧洲商人对政府官员的不卑不亢，在涩泽荣一脑海里形成了强烈反差。他深刻意识到，必须提高工商业者地位，营造使他们受到尊重的社会氛围。否则，日本将难以使经济取得迅速发展，国富民强也将难以实现。为此，涩泽荣一“拉大旗做虎皮”，以《论语》中的说辞作为论据。他引用“孔子语录”指出，“济民之事即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工商业是“济民之事”，是关乎江山社稷的大事。按照《论语》思想，从事着关乎江山社稷大事的实业家，也是“国臣”即“社稷之臣”，对国家承担着重要义务。如此，对工商业者岂能不敬？

为了提高工商业者地位，改变工商业者在官员面前唯唯诺诺的“奴婢形象”，涩泽荣一对“私权”作了特别强调。他提出：“会社和政府俨然公私分明，商业经营无需假借政府之权威。会社约定章程若与国法并无相悖抵牾，则不管何地何人，政府皆理应给予批准。”也就是说，按照涩泽荣一的说法，政府对企业合法经营行为必须予以尊重，不得任意干预。

涩泽荣一的第三项贡献是提出“论语算盘论”。 涩泽荣一终生以《论语》为“座右书”。他对商人谋一己私利的行为进行了猛烈批判。他强调，工商业者的活动应立足于实现“全国之富”，企业家应是“公益”的存在。他在《立会略则》中写道：“行商不可行偏颇之交易，不可固执于自身利益之得失，而应齐心合力相互融通。”用今天的话说，即企业家应有社会责任感，不能贪不义之财。
    行文至此，我不由得想到《诗经》中的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的股民为何对股市颇多报怨？中国的官员是否能给予企业家足够的尊重？中国的企业家是否应重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是否应该通过一万日元的“变脸”获得启示，立志将中国建设得更加美好？（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