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战史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不仅是战斗，战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都成为尤其年轻研究者的关注课题。以往的连载中，笔者介绍过的武凌宇便是其中之一。1991年生于山西省代县，一家三代人持续调查家乡的抗战史，并为约上百位烈士寻亲成功，其事迹广泛报道于网络媒体与报纸。两年前，其被调往吉林省中共磐石市委党校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照片1）。由此既可见其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取得的成果，也显示出当今对基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之重视程度。反观近年日本的历史研究，特别是战史研究，普遍被认为“无益”“灰暗”“遭受非难”等，而导致年轻一代越来越敬而远之，双方形成鲜明的对比。

磐石，在抗战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后，极短时间内东北全境即被日军占领。战斗力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抵抗侵略的一方只能采取游击战法。中共最早建立的游击战根据地，就是磐石崇山峻岭中的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

与正规战不同，游击战是以神出鬼没的方式打击敌人。实际上，持续又灵活的游击战，不仅消耗着日军的体能，也逐渐动摇着军政。然而，无论当时的日军将领，还是战后日本的历史研究，都很少将游击战的效果与影响纳入视野。

抗战初期，在遭受敌军近代化武装带来的巨大损害下，游击队是如何逐渐扭转战斗力差距导致的艰难局面的？对这一时期的具体研究尚少，也是因为游击队作为秘密组织，部队在哪里、停留多长时间、领导人是谁等等对外皆极力隐匿，故能够有效开展对敌行动，也因此难以留下详细记录。正因为命令和作战内容等尽量不留文字，缺少史料，调查研究之际，武凌宇除了吸收近年历史研究的成果外，多数时候踏寻各地寻找从事游击战的亲历者及其遗属、相关人员等知情者，挖掘那些不为人知的游击战及其根据地的实情。走访挖掘是武凌宇擅长的调查手法，当初正是满怀对家乡对祖辈的情怀和使命，作为烈士后代在家乡及周围地区开展了十几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欠缺记录的部分抗战史实，并将自己调查的成果赠送各地的烈士遗属、单位等。作为民间人士，耗费大量的精力财力及时间，其中艰辛超出想象。

他说，即使来到磐石从事专业调查研究后，“在踏访根据地旧址和找寻采访知情者的过程中，也时常在山里找不到目标，往往衣服被树枝刮破、脸上手上布满刮痕。春天不得不走在雪水泥泞中，夏天满身被蚊虫叮咬，秋天则穿梭在比自己还高的玉米地中，冬天在深及大腿的积雪山路踏寻等情景历历在目”（照片2）。

经过持续的踏寻走访，他一步步走进了支撑游击战根据地的民众世界。在日方的战争记录中，可见其作战计划瞬间被游击队得知却束手无策，即使加紧管束也收不到预期效果的相关记述。在充满危险的实战与情报战中，游击队是如何消耗日军的？武凌宇通过找到游击队人员后代，进一步找到为当年驻扎磐石日军的中国翻译，找到当地曾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日军的民众等，了解情况。如此，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究游击根据地的实情。最重要的是，通过一系列走访反复确认到游击队植根于民众，民众对游击队的支持，双方团结抗战的坚强意志。

“挖掘被埋没的史实，使自己感到十几年来一切的付出都值得”。通过调查严酷环境下的游击战，武凌宇理解了根据地是如何成为民族抗战的中心的。

针对近年中国的历史研究，日本存在着认为是一场“历史战”，是一种向社会“灌输仇恨”的政治教育之观点和风潮。不知如若了解上述红石砬子游击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具体细节，还能坚持“历史战”“灌输仇恨”的观点吗？

游击战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广大农村作为支撑贫弱的武器装备和补给的根据地，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武凌宇在调查研究中，具体揭示了游击队除战斗以外支撑当地社会的诸多作用。例如，游击队员在战斗间隙开垦营地周围土地种植庄稼，亦农亦战；党在领导游击队的同时，废除了恶税恶法，采取了激活农村经济的措施，如限制盘剥贫困民众的地主和高利贷，改善农民的生活和社会秩序。此外，成立自治的农村委员会，解决村内纠纷等，农民们开始将其视为自己的政府。推动教育，提高了被旧习束缚的妇女们的觉悟与地位，使之实现解放，成为支持游击战的力量，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正因为广泛地改善了农村社会与农民生活，使之积极支持甚至投身于游击战中，形成互相支撑的军民关系，也实践着以农民为主体的根据地民主。

可以说，背靠根据地的游击战不仅仅意味着狭义的“战斗”，同时具有作为“社会变革”的意义。生活改善、农村变革越深入，侵略者的存在就越成为阻碍其发展的因素。在改变重重压迫的社会结构过程中，与日军的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对武凌宇这一代年轻人而言，战争认识（包括对战争犯罪的“仇恨”）并非人为灌输的，而是通过战时、战后家乡及地域的苦难而产生的。相反，他们通过类似的调查研究，了解到先辈们克服了多少的苦难，理解了通过怎样的奋斗与实践赢得了反侵略的胜利与和平，确认到历史研究正是为了和平而非仇恨所必需且必要的。日本的学校教育也传授广岛、长崎被核爆等历史，有观点认为是在灌输对美国的仇恨吗？没有！而是作为不让悲剧重演，思考如何创造和平的素材所存在的。因此，两国开展真实的历史事实的教育和研究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

随着年轻一代的调查研究及成果积累，日中两国历史研究领域进行公平对话的环境亦在逐步形成。对同一场战争，为什么看法不同甚至迥异？这不应是对立点，而应作为今后共同探讨的课题。笔者认为，双方年轻一代广泛参与调查研究、开展历史对话，将为结束“战后”带来更现实的可能性。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 、《人民日报海外版》日本月刊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