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这座镶嵌在日本历史长河中的千年古都,其城中,鸭川悠悠,水波不兴,仿佛在低语着往昔的沧桑。七条以内,一片绿意盎然的土丘悄然隆起。其上,一座巨型的“五轮卒塔婆”静默矗立,如同时间的守望者,身旁铭牌上的“耳塚(鼻塚)”二字。沉重而深刻,引人遐想。站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凉风从鸭川徐徐吹来;只要用心,还可以听到呜呜咽咽,似乎有人在低泣。
如今,在日本全国尚存5处“耳塚”,其中以京都的这一处规模为最。在高9米的封土之下,一说是埋存着超过12万名朝鲜人与中国明朝人的耳鼻;一说是埋葬着2万9千多名中国明朝官兵以及27万朝鲜人的耳朵。时间久远,确切的数字已不可考,尽管这其中可能有虚报战功的嫌疑,但真存的是无法抹杀的残忍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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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我想起一则新闻。2005年,韩国釜山市的地铁工地挖出了近一百具遗骨。这些遗骨上都带有刀劈枪刺的鲜明痕迹,更有甚者,其中一些脑颅骨裂成两半。随之出土的,还有大量朝鲜制兵器。这一切,将人们的视线,拖回到四百多年前的那场惨烈的战争。
日本称为“文禄庆长之役”,中国称为“万历朝鲜战争”,朝鲜称为“壬辰倭乱”。整个战争历时6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表面看,是以日军兵败回国为终结点,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拖惨的不仅仅是半岛上的居民,还有东亚三个近邻的国运。
1590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1592年,完成了“太阁检地”和“刀狩令”的丰臣秀吉,实现了比他更强大的武田信玄和织田信长都无法企及的,对土地与武力的绝对掌控,渐渐有了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得意。然而,他毕竟只是个“关白”,而不是天皇。他必须为那些跟随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人颁发奖赏。日本战国的武力构成,是一种雇佣军的形式。闲时做农民,有战可打了,就去当兵。生命如同赌博,赌赢了,可以分到奖赏和土地,赌输了,赔上自家卿卿性命。丰臣秀吉是赢了天下,但是他拿什么来犒赏手下人呢?打天下,为的是得天下,好不容易,天下都是他的了,他怎么舍得分给他人。为此,他只能把目光移向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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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膨胀了,或者说,看着自己日渐衰老,他有点焦虑了,他想要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再完成一些不可能完成的愿望,更准确点说,是那野心还在不断地膨胀。最近的最弱的,就是半岛朝鲜,而朝鲜背后的大明王朝的万里国疆,是丰臣秀吉更大的期冀。1852年4月13日,日军突袭釜山。朝鲜官修史书《宣祖修正实录》记载,“发炮如雨”。只半天时间,城陷,朝方死亡超过3000人。首战告捷,丰臣秀吉愈加膨胀,他坚信“入唐”是天命所授,还厚着脸皮给明朝写了一封个人简介,说在他出生之前,太阳曾落入母亲腹中,也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君权神授的不凡出身。殊不知这些套路在中国历代开国皇帝中早已用过。
从朝鲜到日本,一路上山高水迢,带敌方头颅回来实在是不方便,于是改为耳鼻。割下来的鼻子和耳朵还需先用盐或者酒腌渍,才能带回日本。再后来,为了证明被杀之人的性别,不仅要削掉鼻子,还要连带嘴巴一起砍下,有胡子的,即使是平民,也能冒充战斗力量,而没胡子的,就不能算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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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日本,也一度流行“劓刑”。当时,这一刑罚更多的用在女性犯人身上。女性担任着繁衍的重要作用,出于保护人力资源,维持社会生产力的考虑,即使犯了死罪,也不能承受死刑,那就用割鼻或割耳代来代替惩戒,保全性命。丰臣秀吉在清除基督教对日本的影响时,曾要求处死日本的基督徒之前,先把他们的鼻子削下来。行刑的石田三成心里一软,悄悄将这命令改为割耳。
几座“耳塚”的存在,令人不解。小泉八云根据日本的民间传说写出了令人心悸的《无耳芳一》,也为日本人独钟割耳之刑,做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日本人到底为什么如此喜欢割耳朵和鼻子呢?日本的两位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和南方熊楠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这是对神灵或者祖先的一种崇拜和祭祀;后者则认为,这只能代表日本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和文明程度的低下。两位民俗学家一生通信超过150封,其中有不少话题与“耳塚”的形成有关。最终,对于此事的分歧,还导致了两人友情的割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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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初秋的雨夜,丰臣秀吉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丰臣秀吉死了,臣服于他的那些地方大名无心恋战,他们期待重新洗牌,再谋天下。这个日本下层势力最成功的草根逆袭的案例,只有打江山的幸运,却没有坐江山的智慧。天下初定,经历多年乱战的日本民众需要的休养生息,轻赋税厚民生,而不是将补充给养、充实军备和粮仓的念头打向海那边的邻国。有丰臣秀吉做反面教材,他的继任者德川家康就明智了许多。
人心不足蛇吞象。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丰臣秀吉以江山还有儿子的性命付出了代价。“耳塚”几十米开外,是让丰臣秀赖家破人亡、命断大阪城的方广寺,荣与哀,盛与衰,距离竟是那般的近。
我俯身捡拾几朵野花,慰藉那永远都不肯也无法安宁的中朝两国的怨灵。作别耳塚之际,我只能在内心里默默地祈愿:这片蔚蓝的海域,不再发生血腥残酷的战争。(写于2020年10月13日,2024年7月19日修改于名古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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