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传统纸牌游戏“花札”里11月的牌中，有一张比较特别的图案，是一个着红色传统服装正在撑伞的男子，还有一条蜿蜒的小溪，以及一只硕大的做跳跃状青蛙。说不清“主角”到底是红衣男子，还是这只“显眼包”的青蛙。
不了解其中经纬的，会对“男人+青蛙”这样的组合备感困惑。知晓其中逸事的人都知道，被印上“花札”的这个人，不仅不是等闲之辈，正是日本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小野道风。牌中场景的出处，则是小野道风在自己书法道路走得最艰难、几近放弃之时，看到为爬柳条而反复跳跃的青蛙时获得“治愈”，感动其坚韧意志，从而更加努力钻研书法之道的趣闻。
日本书法史上素有“三笔”和“三迹”之说。前者的代表是空海、橘逸势和嵯峨天皇，后者则分“野迹”、“佐迹”和“权迹”。如果单从个人喜好上来说，“佐迹”藤原佐理简单、纯粹和流畅的草书最得我心。但从历史和文化影响上看，一定要把“头牌”让给“野迹”的小野道风。换句话说，如要归出日本书法“六圣”的话，我认为当之无愧地应属小野道风。在我看来，模仿和再创造，是“三笔”、“三迹”的根本区别。“三笔”作为日本书法的“唐风”鼎盛，是“拿来文化”的集大成者。相比之下，对中国传来的书法进行本土化，或者说构建“国风化”，无出小野道风之右者。
自古贫难多贤才。艰难的生活岁月，日益磨炼的意识信念，往往孕育大才大能之人。但对于小野道风而言，则完全不同。虽不至名门望族，小野道风也绝对是出生在贵族家庭。这个家族将作为遣隋使的小野妹子视为祖先，以显示在彼时日本社会的名望血脉。父亲是当时的“上级役人”，祖父“小野篁”更是平安时代前期颇具代表的学者和诗人。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此优越的环境之下，小野道风的书法之路的“起点”或许就是别人的终点。用现在的话讲，小野道风实在是“生得好”。天生的资本，没让小野道风沦为纨绔子弟，却加速展现文化方面的天赋异禀。在当时，一般情况下，只有1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资格去谒见天皇。但小野道风达到这个目标时，只有12岁，创造了极为罕见的特例。不仅如此，27岁时的小野道风，已经开始拥有了“进宫”的资质，且在醍醐、朱雀、村上三个天皇在位时代，都担任着地位极高的“书道役”职务。可以说，在书法的领域，小野道风是妥妥的“三朝重臣”。其中，如果说“光宗耀祖”的大手笔，当属小野道风被选中在天皇即位后的首个大型祭祀中执笔，这被视为“写手”的毕生荣誉。中国人讲，真正的文化人当淡泊名利，在闲适与高格中“悠然见南山”。说了上述这么多，作为书法家的小野道风显然被赋予了太多的“世俗”味道，让书法带上了“权贵”的色彩。但彼时日本的现实是进阶版的“仓廪实而知礼节”。没有足够的身份和背景支撑，想把玩“远渡”而来的书法文化，可谓遥不可及。
有时候，历史会将一个人的命运紧紧和时代相扣，小野道风应算其中之一。小野道风出生那年，日本发生了极具历史意味的大事。这一年的8月，菅原道真被任命为遣唐使。9月，根据其建议，日本正式废止“遣唐使”。这投射到日本书法的变迁上，也正如小野道风作为开创“和风”始祖一样，日本历经漫长的“唐风”学习，加速向本土化再创造转变。而小野道风的出现和成名，在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9世纪末10世纪初中国和日本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悄然出现的对比变化。
从日本的立场看，小野道风开拓新的本土“书道”纪元背后，是社会发展更加繁荣、经济趋向雄厚、王公贵族在富贵奢华生活的基础上对发展兴趣、文化等更加热切开放的追求。作为中日间的媒体人和学史之人，我更愿意说，对小野道风的关注和研究，或许可以不止于其书法造诣和文化修养，还应追加一个“社会视角”，探寻他身上的社会价值和思潮价值，这无疑有助于对中日关系的思考。
小野道风的创作虽然不能否认祛不掉的晋唐“基因”，但“和风”的凸显才是灵魂。一者在于更加投入情感的丰富，二者追求日本独特的“唯美思想”，使书体更加润泽和典雅。如果要投票，《玉泉帖》当属之最。作为白氏文集的精选内容，一句“玉泉南涧花奇怪”而惊艳四方。楷、行、草浑然交织，调和而极尽变化，奔放又不失“规则”。有“二王”又有“小野”，来自晋唐，却道尽“和风”。小野道风在卷末自跋中写“以是不可为褒贬缘，非例体”，充分体现了他的革新和创造精神。日本的文化常被视为是对外来文化的大力吸收和自主改造的“异种”。小野道风在书法上的突破，展现了这样一种意识。除了《玉泉帖》，《智证大师谥号敕书》、《屏风草稿》、《三体千字文》等都是日本书法的国宝级存在。日本史料对其有“能书之绝妙，羲之再生”的评价。有人说，这多少有点自夸。我却以为，此中真意并非要比肩中国的书圣，而更多是赞誉他为日本的书法带来自己的风格和灵魂。
据我的了解，京都市和滋贺县的大津市，都有一处祭祀小野道风的神社。现代城市里的喧闹之中，在翠绿里拾得一片文化静谧。日本社会当中也不乏一些“去汉字化”的争辩，赞否两立。而像小野道风这样，以一笔之力把中日文化连在一起，难道不是共享汉字魅力的最佳佐证吗？（2024年7月21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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