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人印象中，奇珍异宝都是进贡给皇上的，应该应有尽有——凡所应有，无奇不有。事实情况并非如此。这就要说到邦国间的贸易，有贸易就离不开海关。

中国古代有海关吗？当然有！唐时就有海关雏形了。

广州濒临南海地处珠江入海口，地理位置优越，使其自秦汉以来就成了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

汉代商船可远达印度东南海岸，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三国时经贸往来，北方有曹魏与日本，南方孙吴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联系。不过，当时海外贸易总量是有限的。形式上，官方贸易主要以朝贡方式进行——各国派使臣携带物资来中国朝贡，中国皇帝以赏赐名义将自产货物交给各国使臣运回，从贸易实质看这是物物交换。实际上甭管外国使臣带来了啥东西，皇帝为显示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赏赐价值往往会超过带来的货物价值，是赔本赚吆喝。往来进贡性质的海外贸易称“贡舶”。朝贡之外，民间本着平等、自愿、互利原则自发地同国外商人进行贸易，这样的船只称“市舶”。

隋炀帝时在洛阳定鼎门外设了四方馆，接待东西南北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该馆隶属鸿胪寺，分设使者四人，其中南蛮使者主要负责南方地区对外交往；包括“市舶”“贡舶”在内的海外贸易都由四方馆管理。不过，四方馆设置原则是“量事繁简，临时损益”，加之隋朝存续时间短暂，所以海外贸易管理体系还没建立起来。

到了唐代，中国海上对外贸易交往进入第一个高峰期。唐朝中期之前，中国对外交往和贸易的主要通道是陆上丝绸之路；由于战乱困扰及经济重心南移，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这促使海外贸易体系出现了重大变革。随着市舶越来越多，朝廷可从其中采买朝贡得不到的心仪货物，就发现需要管理这些往来的商人。周边邦国进贡给的或数量不足，或质量比民间贸易的差点，或时间节点不尽如人意……真正好物会出现在市舶之中，皇帝就不得不派人看着点了。

唐高宗显庆六年（公元661年），朝廷在广州设立市舶使；这，被认为是市舶司制度的发端。重点工作在于监督外来商人在广州指定区域“列肆而市”，同时在市舶中搜罗奇珍异宝，送进宫廷。《新唐书·柳泽传》载 ：“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唐开元二年（714年），这是有确切记录的市舶使与地方长官共同管理海外贸易，广州成了唐朝唯一设市舶使的港口。

《旧唐书》有记载，市舶使担负海外贸易管理职能，便于对出入港商船的货物检查与登记，并向商船征收相关商业(贸易)税。从个人理解来说，商船出入港货物检查是国家维护统治环境稳定的刚需条件。市舶使对部分入港货物检查后会存到港口官府的专门仓库里。海域西南盛行风向停后，市舶使常常将仓库物资“分类议价”，官府出面直接将货物运至市场，防止商人哄抬物价以平衡物价，减缓市场经济压力。

“市舶”管理从唐朝肇始，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古代商业繁荣的象征，细看这段历史，不难看到其中处处透着朝廷对商人的不信任、会导致过度索取。这不易促成商业繁荣；商贸本身，由于屡遭强势朝廷的打压，历史夹缝中它一直在顽强求生，但说是“繁荣景象”，实质应离真相太远了。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在《海权论》（同心出版社 2012年7月第一版）中指出，以海洋为主要航线必然产生大量商业利益。结合古代中国的海洋贸易发展史，中国古代海洋经济纵深南扩(内陆经济延伸至地缘经济)也适应国内经济环境的优化！

近年，国人海洋意识日渐加强。中国航海日和世界海事日在中国的实施，都定在郑和首次下西洋纪念日——每年的7月11日，说明中国对海运安全、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救援、航事知识等海洋事务的高度重视，更表明中国对和平航海，共同开发利用海洋，共同维护海洋安全，科学航海、文明航海，共享海洋文明成果的倡导和期望。（2024年7月16日 写于“三得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