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1892-1927）的忌日7月24日被称为河童忌，恰巧也是另一位文豪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生日。九十多年前，两人之间发生过一场被认为是“日本文学转折点”的争论——“芥川vs谷崎”，但私下里两人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917年谷崎发表《人鱼的叹息》和《魔术师》时，芥川为谷崎的小说写了广告文，“古往今来能与此书相媲美的，除了那加了插图的王尔德的神品之外，从未有过”。谷崎则在《芥川君与我》中写道，“两人在热爱东洋的古典上情趣颇为相似，出生地、毕业学校也相同，在文坛的境遇和党派也都相同。”虽然在论争中谷崎主张“情节的有趣”就是“结构的美观”，而芥川则坚持“没有‘故事’的故事小说”。生前两人对文学表现的争论没能迎来结果，但1965年谷崎去世后墓碑就建在芥川的旁边。

生前，两位文豪都造访过国际都市上海，与中国的文人学者有过会晤和深交，留下了著名的《上海游记》《江南游记》（1921年）和《上海见闻录》《上海交游记》（1926年）。

芥川1921年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命，从三月下旬至同年七月上旬，一百二十多天里，游遍了上海、北京等地。回到日本之后，便执笔写作《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每天一节供《每日新闻》连载。芥川在游记中描绘的上海与六十年前涩泽荣一所描写的上海没有太多的区别，鄙视与憧憬同时存在，二者之间互相矛盾。“上海的公园，全是西洋式的吧，我并不认为什么都西洋化了才算进步。”“那个公园挺有意思。外国人可以进去，中国人则不让进。名之曰‘公共’，真是极尽了命名之妙。”“只是这里的西洋，即使在没有见到过真正西洋的我的眼中，也总有一种不合时宜，过分花哨的感觉。”即便如此，芥川在上海期间与章太炎等革命家、文人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还特别走访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成员之一李人杰（李汉俊）留下了一段佳话。“李氏云，现代的中国该如何？要解决这一问题，既不在于共和，也不在于复辟。此种政治革命于中国之改造无能为力。过去业已证明之，现时仍在证明着。然而，吾人所该努力者，唯社会革命之一途。”“我对中国的艺术颇感失望。我所见到的小说、绘画都不足谈。然，以中国之现状看，期望艺术在这片土地上兴旺发达的我的此种愿望，不如说是近于荒谬。我问李君，除了宣传手段之外，是否有余力考虑艺术。李氏答曰，几近于无”。 

而谷崎润一郎于1918年和1926年两次来沪，第二次在上海住了将近一个月。“上海这个地方，一方面非常的时髦发达，另一面却令人感觉比东京还要像乡下……中国人在风俗等方面刻意学西洋人的样子，与八年前来上海时的印象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我曾想过如果可能的话，在上海买一幢房子也行。但是，这次来上海却让我感到非常失望。总之，要了解西洋不到西洋去是不行的，要了解中国不到北京去是不行的”。谷崎对上海印象产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竟然是上海比日本还要“西洋化”。对此，我们不妨把它视作当时的一种“全球化”深化所引发的现象。总之曾经被日本仰望的“上海”的优越面已经不复存在。

在《上海交游记》中，谷崎对悲叹中国现状的田汉和郭沫若说：“把财富都集中在都会，从而使乡下的经济衰退，这是全世界的现象，我认为不是只有中国才有的现象。虽说是外国的资本，主要还是美国和英国的金钱，它也同样地席卷着全世界。像这样有关经济的事情我不太懂，对日本来说也同样被盎格鲁-撒克逊的金钱所支配着。总之，全世界甘甜汁液都被他们吸取。也可以说受苦的不仅是中国。”郭沫若回答道：“日本与中国是不一样的。现在的中国不是独立国家。日本来借钱只为自己使用。洋人任意地来到我们的国家，无视我们的利益和习惯。他们在我们的国土上建造都市和工厂……这绝对不只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日本人没有这样的经验。一定是不会理解的。这些使我们青年人的心变得多么的黯淡。对外事件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学生们那样喧嚣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百多年前年轻的芥川和谷崎在对上海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界限，但毫无疑问两人都怀揣着深入了解中国，深入交流的本意，与中国文人的互动亦是无处不在，且浸润无声。明年即将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历史证明，中日友好事业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逝者已逝，生者如斯，原天上人间，共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