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活动既古已有之，唐朝就引来皇帝高度关切，后来怎样了呢？

说到这话题，绕不开首任广州市舶使、也是我国史上首任国家海关总长潘美，他真冤。

北宋建国后，一面“重文轻武”，一面“韬光养晦”，具体做法上就是埋头抓经济发展、“闷声发大财”：对内对外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发达。尤以江南地区（原南唐属地）增长速度最快，单河港、海港就达到100多处。

宋意识到商业活动的各项税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作用，为加强对外贸易管理，实际上就是多挣钱多增收——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宋太宗瑞拱二年（989年）、宋真宗咸平二年（999 年）又分别设市舶司于杭州、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之后温州、泉州等地市舶司也相继设立，在一些较小的港口则设立市舶务或市舶场， 它们的共同职责就是“管理对外贸易”，就是彼时的对外商贸部，从抓好进口货物管理及税收角度看，是标准的海关。

市舶使的“使”字今天通行字义还有“奉使命办事的人：～节。大～。公～。特～。学～（科举时代派到各省去主持考试的官员）。”我们耳熟能详王维《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讲的是诗人自己奉命赴边疆慰问将士途中所作纪行，记述漫漫旅程及途中所见塞外风光。此时此刻，王维就是一位“使者”，是“肩负皇帝派遣，奉命办事使节”。

市舶司的“司”字义是“主管，操作”。我们都知道，宋在唐朝基础上设置更适应自身皇权把控的“三司”主要包括盐铁、度支、户部三部门，北宋时财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其经济建设成功案例——那么，我们有理由同理推导出：“市舶司”主要是“涉外财政管理机构”。

从唐时“挑选专人+外派专事”，替皇上专事采购奢侈品，进一步发展为宋朝“常设机构+主抓搞钱”，服务对象从皇帝悄然变为皇权（国家），可以看出皇上不为“亲信任用”，更非“因人设岗的萝卜招聘”，是计议长远的“深化改革”，是体制改革“全面探索”。细品这一字之差恰是“赵钱孙李”，老赵家已深深意识到国富民强的重要，意识到“经济基础会影响上层建筑”。

再深入一步，宋采用“州郡兼领”来管理市舶司，让地方官员充任（就是兼任）市舶使。《宋会要辑稿》有载：“初于广州置司，以知州为使，通判为判官，及转运使司掌其事，又遣京朝官、三班、内侍三人专领之。”宋太祖开宝四年（971）首任广州市舶使是同知广州的潘美和尹崇坷。宋神宗继位后朝廷重视“理财”，经济领域里的常平、坑冶、茶马等职能相继独立，这些领域“俱号监司”，陆续都采取了“垂直领导”——由中央政府直接派人抓这些行业运营。在此背景下，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海外贸易体制进一步开展改革，《宋会要辑稿》记下了：“尚书省言，广州市舶条已修定，乞专委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运召陈倩，两浙以转运副使周直孺，福建以转运判官王子京。迥、直孺兼提举推行，倩、子京兼觉察拘栏。其广南东路安抚使更不带市舶使。”也就是说，从这时起，免除地方长官的市舶兼职，改由“专委官”直接抓市舶司各项事务了。

说回潘美。

潘美（925年—991年），字仲询，汉族，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北宋开国名将，与宋太祖赵匡胤“一起扛过枪”很受重用；武功盖世，南征北战，灭南唐立下汗马功劳；文武双全，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国家海关总长”。

后来，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过晋阳故址，见晋阳焚城虽已过去二百多年，北宋已灭，可他耳闻当地百姓对赵光义和潘美惨无人道毁晋阳古城，仍心有余悸，骂声不绝，就写了首《过晋阳故城书事》。好巧不巧的是，元代徐大焯所著《烬余录》基于此把杨家将推向一个前所未有高度，同时大大丑化了潘美——于是民间文学里处处与杨家将作对的潘仁美出现了；于是，与杨家将处于同一时期，官职功劳均高过杨业的潘美成了百口莫辩的“大奸臣”受到唾骂，民间、百姓恨之入骨。

看来，文人“一支笔”不容小觑呀。（2024年7月25日清晨 写于东京里士满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