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青海西宁附近湟源县的丹噶尔古城，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清末民初，英、美、俄、比利时等国商人与山陕商人汇集于此，一派繁荣景象。英国皇家“四大行”（怡和、太古、仁记、新泰兴）之一的仁记洋行就在这里有分店，当我站在2层楼高的仁记洋行的西式洋楼前，遥想当年的皮货生意的繁荣景象。位于西宁东关大街路北的山陕会馆更是中国商人当时的俱乐部。这些都引起了我对山西商人的兴趣。

犹记《中俄万里茶道与汉口》一书中详细提到了到清朝乾隆年间，晋商已经开辟了从福建武夷山至当时中俄边境恰克图（现属蒙古国）的近5300公里的长途茶叶贩卖通道，中俄以相邻的买卖城与恰克图开展茶叶贸易，最多时晋商的商户有100多家。山西票号名声在外，西方人称之为Bank of Shanxi。

《权力、资本与商帮》自2020年9月第1版发行以来，多次加印。我一直感兴趣中国商人与政府自古以来的互相依存与发展的关系。这本书分为6部分22章节，第一部分“晋徽盐商的崛起”，第三部分“外贸商人的天下”，第四部分“山西票商简史”，都大篇幅写到山西商人自明清以来的蓬勃发展，商业版图遍布神州与海外。

合上本书第一件事就是启程参观山西的大院，来到位于晋中市灵石东的王家大院，历经三百余年修建而成的明清古建筑群，其完整的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竟是北京故宫的1.6倍。现留存的高家崖与红门堡，游客络绎不绝，这依山而建的王家宅邸，四面有城墙围起；内部按各家庭分住，曲径通幽、封建社会分级森严，主人与家仆分工与居住都井然有序，但每户每院都有书房、私塾，晋商可是注重教育的，并学以致用，或入朝为官或纵横商场。

山西王家大院一角

在王家大院，看到了静升王氏的第十四世祖王谦受的塑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月，年逾古稀的王谦受以京畿富绅的身份参加了圣祖玄烨在乾清宫举办的“千叟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叛乱，王谦受为朝廷转运粮草，集结马匹，从此声震京城。

明朝时，相当长一段时间，铁器不在与蒙古互换物品之列。明末，满族人所需的铁器和其他物品就是在张家口通过与山西商人的互市中取得。清军入关后，努尔哈赤的孙子顺治帝没有忘记为满族入主中原而立下赫赫功劳的山西商人，在紫禁城设宴召见八大商人，他们成为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享有特权。让我不禁想起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面对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香港商人霍英东不畏艰险，“走私”药品到大陆，为政府当时解决了很多基础的物资需要，也铸就了今天霍家在香港乃至全中国的地位，每次经过北京奥体公园附近的霍英东游泳馆，我都感慨万千，纵使是有利可图，可总归是商人一直对大势所趋的精明远见。

山西王家大院 曲径通幽

清朝末年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下令将规定的庚子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也交给了各家山西票号汇兑。晋商以清朝皇商起家，也随着清朝的没落，在民国末期消亡。但在这近300年的历史长河中，从神州到海外，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地；从茶叶皮货各种物资的经营到山西票号驰骋海内外的庞大网络，发展与积累了丰厚的金融知识与经验，中国现在很少用现金了，可以前我们去银行取现都叫提款，这个提款就来自山西票号，从地下保险柜用篮子将钱提到地面柜台，因而是为“提款”。

今天随着中国的深化改革与国内市场的饱和竞争，更多的企业走向海外，寻求发展机会，希望晋商所累积的商业智慧与远见能使得中国商人在与西方竞争的时候，出类拔萃。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以规模庞大而跻身于世界五百强的中国石油石化，而是能在全球行业领军的拥有独特制胜竞争力的企业如华为、如福耀玻璃，我们期待出现更多这样的企业！（作者系乌拉圭科拿乳业驻中国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