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今天也在为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难懂而苦恼着吧”这是日本著名的歌人和诗人石川啄木(1886-1912)写于1911年的诗歌“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九）”中的一句。啄木虽然也发表过小说和评论文章，但是大家更喜爱和传诵他留下的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日本的小学、中学和高中的课本中都能找到啄木的短歌。不仅如此，他的诗歌还被翻译成了十多种不同国家的语言，在亚洲、欧洲等近二十个国家传诵。

啄木出生于岩手县南岩手郡日照山常光寺，父亲是一名僧侣，取名一。5岁时有神童之称的啄木提前一年进入了小学学习，9岁时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少年时代正值《共产党宣言》的译者幸德秋水（1871-1911）等人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时期。啄木15岁时开始自学英语，想入正则学院高等学校学习，但因学费不够而断念。此时的啄木对翻译了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评论家高山樗牛（1871-1902）的思想产生共鸣。可惜1902年樗牛因结核病英年早逝。这年又发生了著名的足尾矿毒事件，16岁的啄木为灾民在街头卖报筹款募捐。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河上肇也同样在足尾矿毒事件中捐出了自己所有的衣物。啄木与河上肇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从小就生活无忧无虑，受到家人的溺爱。两人同样都喜好文学诗歌，早早地在学生时代就开始自行编辑刊物。但是，两人此后的人生经历却大不相同。

啄木19岁那年，父亲因拖欠宗费，曹洞宗宗务局罢免了其住持一职被赶出寺院。啄木不得已担负起赡养一家五口的责任，贫困生活使他无路可走，为了打开局面和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创办了杂志《小天地》。作为地方文艺杂志虽然优秀，但是经济上却惨遭滑铁卢。啄木又在小学校谋得代课老师的职位，月薪8元。但一年后，其与生俱来的叛逆精神，使他在辞职前以校内改革为由，领导高年级学生罢课以此达到排斥校长的目的。

此后，啄木又到北海道，在报社担任记者和校对工作。第二年1908年，啄木与社会主义者西川光二郎（1876-1940）相识，对西川说道，“社会主义是我思想的一部分。”“现在研究社会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要去实现它。当下应该研究手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这个运动的理想不只是把可怜的工人从资本家那里解救出来，而是把一切人从生活的不合理的痛苦中解放出来。”可见其思想独步天下，虽然年轻但极具前瞻性和洞察力。

1910年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被捕。啄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了了解事件的真相，以异常的热情查阅了大量资料，开始整理大逆事件的相关文件，这成为他思想上的一大转机。啄木在日记中写道，“6日，幸德秋水等阴谋事件败露，我的思想发生了一大变革”。同年8月下旬撰写了划时代的评论文章《时代闭塞的现状——强权、自然主义的末日和明天的考察》，他尖锐地批判了自然主义的低迷和颓废，指出了时代闭塞的现状，提出要把全部精神倾注到对明日时代的组织考察中去。啄木还从朋友、大逆事件的律师平出修那里借来了幸德秋水的陈词，手抄了一份。还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等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当啄木在报社听到了大逆案的二十六名被告中有二十四名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后，于同年5月编写了附有说明文字的“A LETTER FROM PRISON ‘V NAROD’ SERIES’（一封来自监狱的信：到民间去）”。

啄木有句大家都能诵咏的短歌，“无论怎样干活 无论怎样干活 生活未有改观我一个劲地瞧着自己的双手”，描述的就是当时日本社会的现实。啄木在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自己拮据的生活实态。“超过32度的酷暑天里，还穿着夹衣。晚上，也没有蚊帐挂。”“新年的食物是一块咸鳟鱼煮萝卜。我家没有煮年糕那样奢侈的东西”“本想给诸友写信，却因没有钱而无法实现。”家境的贫寒，如同一座大山般，重重地压在了啄木瘦弱的肩上。在这样的家庭经济状况下，啄木的父亲离家出走了两次。“……钱越来越少了。母亲的药费和我的药费每天大约要花去四十钱。从当铺拿回，翻新了的夹衣和内衣，只在家里放了一晚，又进了当铺。钱花光了，妻子的腰带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医生不再同意月末结算药费。昨晚，母亲的病情看起来有了些好转，却没有了食欲。”这岂止是“悲惨”两个字所能形容，而贫穷的又何止啄木一人。河上肇的代表作《贫乏物语》（2016年）就是以那个时期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撰写而成的。

1912年大正改元，有关“天皇机关说”的论战越来越激烈。啄木依然在关注市电的罢工，同年的4月13日上午9点30分，啄木走完了26年短暂的一生。啄木生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一旦处于得意的境地，就如同忘记了过去般，忘记了梦想。”的声音如同敲响的警钟依然在我们的耳畔回荡。

纵观啄木一生，有才气但是贫穷，感情丰富但是苦于情欲。过早的离世对于天才诗人而言或许是一种肉体上的解脱。即便如此，至今我们还会低吟他的诗歌“……我们知道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此外，还要了解民众的需求。然后，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比五十年前的俄罗斯青年知道的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