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的一天，广州铁路工人文化宫扩大球场平土施工现场，发现了一块倒下的墓碑和用红砂岩砌筑的墓顶。文物管理部门很快得了结论：这是明代太监韦眷的墓。韦眷曾任广州市舶太监多年，历史上可是赫赫有名的。市舶太监究竟是怎么回事？咱们先把目光投向“大海”。

先说“海事”——据考，“海事”一词最早见于唐代韩愈笔下。据韩愈《南海神广利王庙碑》记载：“元和十五年(820 年 ) 夏至，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孔裁，亲奉祝册来广州尊祭南海神，并修缮和扩建庙宇之事。”这碑文所载那时祭祀仪式是隆重的是庄严的，更强调了发展海事文化、以及祭祀南海神的重要性，还讲述了孔戮治理岭南的政绩。此碑，成为广州海路贸易历史的重要见证。

接着说海洋——说说维京人，他们是“开海吃海的人”。在8-11世纪，他们创造了“维京时代”。通过强大的航海能力成为那时海上霸主，最远到过加拿大的纽芬兰，这实际比哥伦布到达美洲早了足足500年之久。此外，我们这里还需厘清一个事实，维京人不一定是维京海盗；我们受影视作品影响，常将“维京人”“维京海盗”两概念混为一谈。事实上，维京人不止包括维京海盗，还有不少从事正常商业的商人、种地的农民、航海家等等，细想一想，还有技艺高超的造船的能工巧匠。

因史上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维京人恨之入骨，把他们统称为“海盗”，于是造成我们如今某些误会。8世纪末，盎格鲁撒克逊人面临一场危机：丹麦的维京人开始入侵英国，侵占了大量英格兰土地。双方纠缠、恶斗了百年，彼此之间相互不仅是“铁+血的碰撞”，必然带来宗教、认识、技术、文化、伦理等多元的交织及影响。大海成了他们的舞台，大海也深深嵌入了他们的信仰、精神、做事的原则、生活的习俗等。

再请把目光投向“市舶司”。我们知道，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外贸管理机构，有今日海关的属性、职能。

现存广州博物馆碑廊的北宋“重修天庆观记”石刻碑文记了宋代三佛齐国（今印度尼西亚）人和中国友好往来，以及捐资重修广州天庆观的事。位于南海神庙头门西侧的北宋“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碑文则记载着：南汉以来，岭南为刘氏窃据，贸易被阻绝，宋派潘美讨伐南汉，于天宝四年（971年）统一岭南，随即在广州首设市舶司等史事。该碑高3.73米，宽1.59米，刻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碑额盘龙，雕刻精细，碑文对北宋初广州对外贸易，特别是宋代第一个管理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司在广州设立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是件有极高历史价值的关于宋代“海丝”文物。

北宋“大宋新修广利王庙之碑”所提“市舶司”是中国古代政府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它创始于唐，到了宋代，由于不断受到辽、西夏等国侵扰，宋政府对海外贸易相当重视。

这之后，宋政府在“市舶司”官员选拔、任用、关税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与完善；这些，都反映了宋朝廷将对外贸易作为强化中央控制、多方增加财政收入的过程。北宋政府对广州的贸易事务也十分重视, 于开宝四年 (971年 ) 先设广州市舶司，比宋朝第二个市舶司——杭州市舶司早16年，比后来大名鼎鼎的泉州市舶司更早了100多年。元丰三年 (1080 年 )又制订《广州市舶条》加强制度保障，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关于进出口贸易的法规。到了绍兴十四年（1144年），福建市舶司长官楼请求朝廷按广州市舶司的标准来接待海商。这“积极作为”，体现了广州在宋代海外贸易体系中的重要性。这些“勤政”，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农耕文明在与海洋文明联系、交互、学习中的一种内在精神的印证。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历史学家杨联陞先生，考证过中国古代的作息时间表。据他研究，传统中国以农业立国，起早贪黑也就成为人民生活的常态，导致古老的传统更注重“勤”的美德，睡懒觉就被当作恶习了。而“勤劳”“勤奋”正是我们倡导的。

遗憾的是：南宋末，蒙元大兵压向福建，南宋最后的小朝廷走投无路投奔泉州市舶司长官蒲寿庚。可是，蒲寿庚对南宋将领纵兵掳掠满腔怨愤，闭门不接纳南宋朝廷，甚至自己干脆带着海船降了蒙元；此举，让蒙元有了相当强大的海上力量，才最终于崖山彻底终结了南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于宋朝来说，成也市舶司，败也市舶司。 （2024年8月8日夜 写于乌鲁木齐兵旅天缘酒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