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85岁的我（日本遗孤）有过两个家，一个是中国养父母的家，在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生活了18年（1963年—1980年），一个是日本熊本县和水町姑父母家（2000年—2017年）也生活了18年。

（一）

我与妹妹的中国养父母。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父当日本兵被俘，押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归日途中死去，余下的妈妈、我、妹妹、弟弟四人被苏联兵押送到东京城附近的土城子村，过起难民生活。进入11月后天寒地冻，缺衣少食，无衣无药，妈妈与3岁的弟弟在同一个夜晚死了，在难民的协助下抬到村外大地埋葬了。几天后我与妹妹被中国养父母郭清山夫妇拯救，用两轮小推车拉回家。第二年（1946年9月），七岁的我被中国养父母送入当地小学、初中，1955年考入哈尔滨农业机械化学校，1958年5月毕业被留校。

（二）

1963年应养父母（60多岁、无子女）的要求，调回东京城公社工作，住在养父母家，与养父母一起生活，照顾二老。后来被调转由东京公社分出的兴华公社。

1968年开始的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当年的兴华公社干部由宁安县派来的书记等十几人和从东京城公社分出来的十来人组成。宁安派来的人为了“整”东京城公社分出来的人，抓住我是日本人这点，且因我当年常听莫斯科电台中文广播，当年不是中苏友好，苏联是敌人，又抓住我“偷听敌台”这点，在4月5日召开的百余人大会前被揪出批斗，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强迫弯腰90度，低头认罪，有人前来猛打两个“嘴巴子”，大喊打倒小日本，我被打得昏头转向，后被带到各大队轮流批斗。十月一日后转入红旗大队带劳动改造，后又转入县良种场与全县被揪斗的几十人一起劳动改造。

（三）

1972年落实政策，我被复职回原来的东京城公社做财会辅导员。当年公社干部都要下乡蹲点包队，与农家同吃同住，同时指导全公社几十个大小队会计的工作。历经多年的考验，1979年41岁时公社党委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实现了我在北安农校时提出的入党申请。

（四）

1987年全家七人回归日本，定居后在熊本打短工，任一日语学校宿舍管理人和福冈市一公寓管理人7年多。2000年应姑母（父母的妹妹，85岁，无子女）的要求退职返回故乡。和水町是生我的乡下原菊水町，有独门独院的住房，有宽广的院子，有山也有田。我开始在院内养花种菜，自食有余就送给儿女和亲朋好友。后在院内建起四个小塑料棚，冬春种菠菜、青根菜等。在山上栽栗子树、柿子树，几年后开始收栗子、柿子，还收祖父栽的银杏树的银杏。每月靠少量的年金维持家庭生活。

（五）

照顾姑母的衣食住行，定期带到病院检查、开药，到2000年94岁时病重时带去医院因抢救无效故去，经火葬后我与老伴、女儿将骨灰送入墓地，献花、点香、双手合掌，这也可为姑母尽完养老送终的义务。之后每年8月连休，新年春节前后，住熊本、福冈的儿女都主动回到老家墓地前参拜。

（六）

回到乡下后第二年开始到町公民馆，第三年到附近山鹿市中央公民馆，为爱好汉语的老年人讲中文十五年（每两周一个晚间，两小时）。从中我也学到一些日语，并交了乡下的老年朋友。

在熊本和福冈市当管理人时得闲常读中文、日本报，促使我学日语。读中文报引我继续学中文，写读后感。较早被选发的是“留学生新闻”（1995年3月）“忘不了的中国情”，被《人民日报》（海外版）选发的是“中国农村扶贫途径广模式多”（1976年6月）。

2000年回到乡下得闲机会多，继续读《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东京出版的中文报，读后闲不住就写读后感。2000年6月被选发的“学习中华文化的大课堂——读《人民日报》海外版八年有感”。到2016年9月被有关中文报选发有131篇，日文稿28篇。为了留念自费印刷了《一个日本遗孤的心声》一书百余册，寄给有关归国者和学中文的朋友，交流在华和回归日本几十年的生活，可谓过八十岁老年生活的乐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