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南方的国际化城市长崎，乘坐公交车到“文学馆入口”的道站下车，再步行2分钟，就能来到远藤周作文学馆。这个名为“外海”的地方，每当夕阳西下，就会褪去一天的火热。择一处干净的石头，席地而坐，安静地看五岛滩的夕阳下沉，演绎属于这片海的色彩变幻，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

这样价值千金的时刻，也并非只是源于自然的馈赠。远藤周作文学馆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外海地区是他的名作《沉默》的文学舞台，而《沉默》被视为这位和宗教、西方等颇多话题融在一起的作家的文学“原点”。带着特殊的感情，远藤周作在执笔小说后到访这里时表示，这是神专门为自己而设的地方。颇令人感叹的是，刻着“远藤周作文学馆”几个字的层层叠叠的石墙，其实位于馆前马路的下方两侧，恰如远藤周作的语言文字，“沉默”在这片空间之下。然而，在战后名家如云的文坛中依然芬芳四溢的远藤周作，却正是用《沉默》让世界看到了一种不沉默。

作为天主教徒的远藤周作，文学之路也走得独树一帜。包括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等在内都对他的文学独特性不吝盛赞，知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更是将《沉默》搬上银屏。斯科塞斯具有极强的天主教成长背景，如果不是天意之为，他可能在走入电影行业之前就要成为一名神父了。显然，他的影作，展示了西方人对作为东方作家和东方信徒的远藤周作以及《沉默》的深刻理解。如果抛开远藤周作获得的那些拿到手软的文学奖，单从外世界对他的品读和探讨就能看出，他的《沉默》并不沉默，反而唤醒了更多的表达。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文学总是植根于生活和现实。现代人往往活得很具体，因而容易感动于那些带着烟火气的文字，从而从中发现共鸣。乍看上去，在宗教的色彩之下，远藤周作有点“形而上”的味道。毕竟，早在1941年尚在上智大学预科上学时，他就在杂志上发表了《形而上的神 宗教的神》。作为一位深受西方和宗教影响的文人，远藤周作在作品中充满了对信仰、人性和形而上的世界的意义探索和灵魂拷问。我也在我的朋友当中，听到不少关于他作品的声音，那就是读远藤周作的小说，是停不下来的。

若从我的个人阅读体会来讲，大抵如此。比如，川端康成的文字可以溶解到多次的读书中去，每一次都是一次对美和意识的拆分和再认识。同样作为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大江健三郎显然更加“晦涩”，其深刻的视角也绝非一气呵成能够达到的。而作为获得文化勋章至高荣誉的作家，远藤周作的作品让人始终沿着他用文字搭建的路和打开的窗一直探下去，直到触及关于人性、信仰这些最高的立意设定。因此，远藤周作看似形而上，实则是从现实中走出来的“实战派”。这虽然也得益于他极强的叙事能力和技巧，但更多的是，在关于人的生存价值、信仰该不该有等文学式的追问背后，皆为对现实的聚焦。这样的问题看似高高在上，读者却必须要到每个个体都在经历的鲜活生活和人生细节中去寻找答案。沉默般的思考，是最有力的聚能。沉默之后，也迎来爆发。

日语里有个词，叫“人间性”，不妨且直白翻译成“人性”。我倾向于把日本文学视为一种践行描绘人性的细腻文学，并大胆试想，远藤周作如果单纯只是将重点放在了宗教的说教和西方式的输出的话，一定不会获得如此高的认可。恰恰，正如他的另一部作品《武士》一般，他在自己所观察的宗教的浓厚里细致书写着东方人对时代的解读。可以说，“日本性”十足，反而是他从西方宗教出发走向文学高峰的成功点。

无论是现实还是文学，日本都和西方有着强烈的冲突和对接，这是日本文学家的宿命，也是他们文化表达的一种使命。远藤周作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用《沉默》的方式，也给关注日本历史和文化的人提供了显微镜和望远镜。（2024年9月26日写于安徽旌德宣砚集团招待所206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