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最初传入日本时，日本应该是还处在原始社会后期。打个比方，当时的日本应该称为幼儿期，也就是处于人们常说的“一张白纸能画出最美的图画来”的时期。它不能也不可能抵抗传入的中国先进文明的诱惑，就像一个饿坏的婴儿，它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来自中国大陆的文明营养、文化乳汁、风习制度等。

研究中日交往史，我们发现，隋唐时期，日本为了在中国老师那里学来更多的本事，不畏惊涛骇浪，不怕艰难险阻，前赴后继，终于在几乎把老师的包括汉字、儒教、佛教、诗歌、绘画、书法、印刷术、茶道、花道、医学、建筑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等全套本事学到手后，自宋代积弱始，日本逐渐疏远了老师。至明治维新时期，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日本的大门，看到了西方世界的先进、文明和强大后，日本又毫不犹豫地转头拜西方列强为师，尽学西方先进文明之奥秘为己用。不过，经过对比我们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现象，那就是无论是中华文明对日本无私的赠与，还是西方用坚船利炮强制灌输给日本的西方文明，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完全地接受这两种文明，比如中国的宦官制度、科举制度，以及西方的自然观的征服自然论等，日本就完全把它们剔除在自己的接受范围之外。

那么，到底是哪些外来文明对日本历史的发展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呢？英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克拉克在其《独特的日本人》中说：如果日本离中国再近一点，日本就可能无法应付（外压）而不得不成为朝鲜和越南型的意识形态国家。相反，离中国太远，日本就会成为落后国家。这就提出了中日间的一个“有适度距离的问题”。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适度的距离，才使得日本能在中国大陆的鞭长莫及之处，得以安静地咀嚼、吸收中华文明之精髓。也正是因了这样一个适度的距离，使得日本这个进化成的单一民族得以有幸不像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那样受中国影响以至如今。

再用中国东北打个比方更能说明问题，中国东北自古以来就是满、蒙、汉、日、朝、俄等民族杂居的地方，谈起东北文化，用东北菜来形容就是一锅“乱炖”，各民族文化在这里因杂处被“乱炖”成了一种四不像的文化，如融扭秧歌、地方民谣、民族舞蹈、曲艺等于一身的“东北二人转”，就明白地告诉了我们，由民族杂居而形成的共同体所衍生出的文化，怎么看都好像是低质量的“杂碎文化”，或曰“杂种文化”，当然，笔者不是在此骂人，这里所说的“杂种”，就是单纯地取其“杂居之人种”之意。而这种杂烩文化，可以说它即使再火，也难登大雅之堂。不敢用成果、硕果来形容这种杂烩文化，说穿了，这就是一个近距离大杂烩民族混居结出的文化果实而已。由此，我们似乎可以说，适度的距离加上民族的单一性在吸收了博大精深的文化营养后就可以造就出一个不凡的民族，甚至咀嚼出一个独特实效的文化体系来，在这一点上，日本就是最好的例证。

外来文明、外来环境与日本固有的风土文化相结合，使日本得以在安静的环境里完成了消化、改良和完善外来文明的自我改造。这从今天的日本人善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接受外来文明，并且非常会处理本土文化和外来文明的关系上，都可以看出明确地看出这些来。但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日本人虽然完成了这样一种自我完善与改造，可是，只是无数遍重复的“拿来主义”也使日本人缺少了创新精神，只练就了组合功夫并使其精细化，这在日本宗教方面表现得尤其突出，当儒教和佛教传来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发生意识形态的严重冲突时，被称为日本缔造者的圣德太子就想出了一个令中国人，或信奉唯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基督教人无法理解的折中办法，那就是神、佛共存的习合思想，发扬至今日，精于细工的日本人已把这种习合思想发扬光大为佛教主要负责对生命的理解和艺术探索；儒教则负责管理指导世俗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伦理；而神道教的国家神道则已升华为所谓的大和魂。看今日日本人在生老病死婚姻嫁娶等方面把神、佛、儒三教运用得如鱼得水之实例，你就不得不佩服这个民族的强大的整合、融合能力了。

今天的日本，无论是一般的由中国通过朝鲜半岛传来的佛教，还是本土禅宗，抑或书法、茶道、礼仪等一切来自中国的文化传承。日本，这个我们昔日的三好学生都已经胜过老师多多。崇尚征服自然的日本西方之师，也已落后于讲究顺其自然的日本学生多多。而西方与中国却都由于没有日本这种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来消化先进文明的条件，没有民族的单一性，缺少日本人固有的随众性，而总是在遭受异族侵略、侵占或内战、内讧中步履艰难地前行，这就使得自己的固有文化不时地出现中断、变形、断层乃至流失等现象。而日本却由于有着与大陆和西方处于适度距离的“边缘”优势，得以把其学到的中国及西方文明之精髓保存并发扬光大之，换言之，也就是说，具有讽刺意思的是处于边缘的岛国日本倒是保存了更多的所谓“文明中心”的文化元素。

写了无数有关中国著作的日本著名政治学者、作家中岛岭雄就认为：中日应是同父异母兄弟关系，所以有血统关系存在。因此，日中关系应较别国关系更加亲密才对，即使偶尔产生摩擦、对立，作为“兄弟”，也属正常，而且会比外人更加容易和解。他同时还认为：“异母兄弟”之间相处，理应是有距离的冷静相处关系，尤其是应避开经济方面的借贷关系等等。抛开他历来的主张、观点不说，仅从他认为即使是异母兄弟之间，也应是“有距离的冷静相处关系”，则不啻是日本处理外来事物、关系的精辟之言。

“徐福行时经未焚，逸书百篇今犹存…………先王大典藏夷貊，沧海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宋时欧阳修，一千余年前，就比我们明白。（作者系日本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