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在过去3年，日本新增梅毒感染病例连续创下历史新高。这倒是一个和我的专业历史直接相关的话题，我想聊一聊。

Syphilis（梅毒）最初是人名，源于希腊神话：阿汝基多霍乌斯的国王有个手下叫Syphilis，他吹嘘说可以让太阳神听命于国王。太阳神阿波罗闻之勃然大怒，让Syphilis得了一种怪病，国王也因此被传染。

后来，梅毒由葡萄牙人传入中国。按俞约齐的《续医说》记载，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呼为广疮。”几乎同时，梅毒也传入了日本。按竹友秀庆的《月海录》所述，“永正九年，壬申。人民多有疮，似浸淫疮，是脓包翻花之类，谓之唐疮”。

梅毒正式得名syphilis，始于意大利医学家兼诗人吉洛拉莫·弗拉卡斯托罗写的一首诗。原诗是拉丁文，1686年英国桂冠诗人纳赫姆·泰特将它译成了英文“Syphilis or French Disease”（《梅毒或法国病》）。这首诗叙述了syphilis的病因和病症及其预防和治疗。

为什么这首诗的题目叫《梅毒或法国病》？因为，当时欧洲人也喜欢“甩锅”，他们都将梅毒这种脏病的缘起归咎于外国人。法国人称之为“那不勒斯病”，俄国人称之为“波兰病”，英国人称之为“西班牙痘”。也难怪，所谓“戴花要戴大红花”，谁愿意戴这种“脓包翻花”？

1868年的11月，明治新政府颁布了《卖淫女取缔令》，禁止私自卖淫，但允许公娼存在。1872年11月，在京都府官员明石博高的斡旋和推动下，京都府为防治梅毒，成立了“府立疗病院”，特别对卖淫女进行体检。明石博高还得到几位友人的帮助，在京都八坂神社附近开了一家梅毒诊疗所。然而，梅毒“防不胜防”。

明治时代陆海军建立后，士兵均生活在军营里，只有休息日可以上街。当时普通士兵每月只有3元军饷，而“吉原”这种公娼场所收费至少5元。于是，他们只能寻觅收费低廉的私娼。军人在外“随地大小便”很容易感染性病。这个问题令日本军政当局感到棘手。最终，他们想出了一招：在军队配置从军慰安妇。“战地驻屯部队每个联队（团）和大队（营）均配备慰安妇。一个慰安妇一天要‘慰安’数十名士兵。在不需要执行任务时，军人每周休息一天。但是，为了满足性饥渴的士兵的欲求，慰安妇是没有休息的。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爆发后，随着战线不断拉长，本国慰安妇明显供不应求。于是，日军便在朝鲜和中国强征慰安妇。

战败投降后，日本政府迅疾筹建了一个“国际亲善协会”，试图让风月场所的女子筑起一道“防波堤”，阻挡盟军性需求对“大和抚子”的冲击。1945年8月27日，协会全体成员在皇居前广场举行就职仪式，集体宣读誓词：“我们愿筑起一道阻挡狂澜的防波堤，共同维护民族的纯洁。为了奠定战后社会秩序之根本，我们甘当地下之柱石。”明明是去卖淫，誓词却宛如战时“神风特攻队”出征。莫非因为这也属于“为国捐躯”？

虽然她们“为国捐躯”的行为获得盟军士兵欢迎，有时一个人甚至每天要“接待”47人。但是，盟军总部在1946年3月27日取缔了“国际亲善协会”。因为，有着卖淫前科的女子将梅毒传染给了盟军士兵。

那么，近年感染梅毒的病例为什么不断增加？日本政府为啥要表示将加强对风俗业的监管？答案很简单：卖淫在日本是非法的，但“风俗场所”可以合法经营。二者真的能够截然区分？（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