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国门，开口说话是必须面对、值得回味的。

飞机落地大阪关西国际机场，我们带着行李经过检疫、海关时，工作人员一边略带微笑注视着我们，一边用流利的英语、极少极少的汉语单词与我们沟通。在日本期间，很多超市、餐馆、药妆店、服装店、玩具店都有汉语流利的店员，甚至雇用的就是中国人。卡达尔也这样，各色餐馆、服装店、包包店、香水手表店都有来自中国的店员，见你走来笑脸相迎：“你好！欢迎光临。”

我们在中亚在高加索国家所见所遇是另一种情况。这里先一一介绍：吉尔吉斯斯坦国语为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哈萨克斯坦国语为哈萨克语，通用俄语；格鲁吉亚是官方语言，通晓俄语；亚美尼亚的官方语言是亚美尼亚语，居民多通晓俄语。你发现没？在这几国，假如你用俄语交流，他们都能听懂、没一点问题；他们几国所用的语言又各不相同，并不“兼容”。

这时，我们如何“兼容并包”交流呢？

去伊塞克湖路上，我们的车驶进一个服务区（不封闭、开放式的，非常简陋，但一切很自然。这，以后再说），大家都去洗手间。到了地点，爸爸就脚步匆匆向里大步走去，卫生间头道门内端坐一位裹头巾、体态胖的老大妈，用犀利的目光看着爸爸，左手向外挥着，明显“拒绝进去”。这时，走在后面不远处的韩叔叔快步上前，与老大妈用当地话咕噜乌拉说说并掏出现钞递上，她的目光瞬间柔和，手势改为“向里走”——我们回到车上，爸爸说“难不成活人还真能让尿憋死？这算见钱眼开吗？”韩叔叔说：“这儿土地私有。卫生间是私人的，有权给你用、也有权不给你用，这受法律保护。收费，也受法律保护。”啊？原来这样的。维权，那目光那手势，当然没错。这类似遭遇，第比利斯街头，埃里温市内，我们都有过。

在埃里温圣奥瓦涅斯教堂参观后，沿正门前大道走出，道旁台阶边有几位中年妇人兜售圣母玛利亚和圣子、耶稣受难等小小明信片，还有小如烟卷的白色祈祷用细烛。明信片背后是年历，很精美，我们想买，语言不通，只好打手势、用眼神、加动作，谈价真累。此刻理解了“语言的魔力”。再向前，想给家人买纪念品，逛，问价，标准的“鸡同鸭讲”啊，真费劲；给三叔买顶帽子，把我们累得够呛——问题是按手势谈妥价递一张崭新钞票给女老板，她手快摇断了：不要。不收！我们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错给成哈萨克斯坦坚戈，语言不通闹了笑话。

因语言不通，我们是备了翻译笔的，爸爸一直“备用”，就是逼我用英语进行各种交流——问路问价问东问西问吃的问喝的，还有“能否拍照”“可以合影吗”等等；因语言不通，研学团参访shirakatsy学校与校领导座谈，我反而有了一次翻译官的体验……讲真，这番游历与体验，我深深意识到：学好外语极为重要；多学会几种语言本身就是强大、就是能力无可代替。

我们回来后笑谈这些的同时，又讨论：

张骞、法显、玄奘、鉴真大师他们彼时在哪学外语？一路及多年生活，他们具体咋进行有效沟通？苏武牧羊、郑和下西洋、亦失哈九上北海所遇语言障碍咋克服？一路风光迥异、风俗大别、饮食生活有落差的重重困难又怎么面对、怎么适应、如何开动脑筋解决？越想越觉得“他们太了不起”！其中所有的不可思议，不就是一个一个有价值的科研课题吗。

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在《沉思录》曾说“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而是广袤大陆本身；海浪每冲掉一寸土，它就少一块……”海明威在他的《丧钟为谁而鸣》开篇也引用过。我们要联系联结他人、不做孤岛，必触及“语言”并发挥语言之巨大能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