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悠远的公元601年（日本推古天皇九年，中国隋文帝仁寿元年），日本飞鸟时代政治家圣德太子于奈良斑鸠村悄然筑起斑鸠宫，似乎想给岁月长河留下一抹静谧的注脚。不久，圣德太子心怀哀思，发愿要为已故的父亲——日本第三十一代天皇——用明天皇建造一座灵魂的栖息之所——法隆寺。公元607年（推古天皇十五年，隋炀帝大业三年）左右，法隆寺竣工。1993年被认定为日本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的法隆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造建筑，虽建于中国隋朝时间，其建筑风格却细腻地折射出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建筑神韵。法隆寺还是佛教从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后形成的早期佛教建筑物，与之后出现的建筑物群共同形成了日本佛教建筑发展的路线图，这正好印证了中国文化经由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延后性”。对此，日本学者高田良信在《法隆寺I（历史と古文献文献）》（保育社出版，1987年3月第一版）有精彩的记述。

圣德太子，这位推动法隆寺诞生的智者，四次遣使隋朝，开启了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新纪元。他如饥似渴地吸纳中华文化的精髓，尤其是佛教文化，不仅主持修建了四天王寺、中宫寺、广隆寺等众多梵刹，更在政治领域内大刀阔斧地改革，制定了冠位十二阶，颁布了融合儒佛思想的《十七条宪法》，成为日本文化基石的璀璨明珠。他还推行历法改革，编修国史，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其深远的政治智慧和文化视野。

而这一切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推古天皇这位日本也是东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君主的鼎力支持。她以非凡的政治智慧，不仅宽恕了曾与自己子嗣争夺皇位的圣德太子，更赋予他摄政王的重任，共襄国是。在她的36年执政期间，皇室内部和谐稳定，文化之花竞相绽放，日本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推古天皇在位期间，是日本主动寻求与中国平等对话、要求平起平坐的转折点。过去，倭国向中国派遣使节，是为了从隋炀帝那里获赐政权的正统性。到推古天皇时期则开始发生变化。公元607年，推古天皇派使团前往中国，她在国书中一改以往甘为中国从属国的提法，不再有对中国俯首称臣的谦卑，而是洋溢着寻求平等外交关系的自信与尊严——“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这就是日中外交史上著名的“国书事件”。

尽管推古天皇不愿臣服于中国，但她对于中华先进文化的仰慕与学习却从未停歇。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的两次出使，从第一次强调独立，到第二次引领留学生、留学僧与使节同行，汉文化的洪流由此涌入日本，催生了飞鸟时代的文化盛世，那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因吸收外来文化而璀璨夺目的时代，如同晨曦初照，预示着更加辉煌的未来。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有那么几抹相似的身影，跨越时空，遥相呼应。正如中国大唐王朝历史上那独一无二的女皇帝武则天，与遥远的东瀛推古天皇，在推动佛教寺院的修建与发展上，展现出惊人的默契与热忱。

武则天，这位权倾天下的女杰，在洛阳的土地上，不仅慷慨解囊，捐资两万贯脂粉钱，雕琢出龙门石窟中那尊庄严的卢舍那大佛，还亲手缔造了一座鲜为人知的寺院——大福先寺。这座寺院，初名太原寺，诞生于公元675年的东都洛阳教义坊，乃是在其母杨氏故居之上，由武则天亲自下令兴建。后因父亲武士彟被追封为“太原郡王”，这座承载着深厚情感的寺庙，便被冠以“太原寺”之名，成为了武氏家族的精神寄托。

岁月流转，至公元691年，随着武则天追封双亲为无上孝明高皇帝与高皇后，“太原寺”亦随之升格为皇家寺院，更名“大福先寺”。在不断的扩建与修缮中，它逐渐成长为拥有1200间殿宇的宏伟寺庙，每一砖一瓦，都诉说着武氏对家族的深情与对佛教的虔诚。

武则天亲笔撰写的《大福先寺浮图碑》，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寺庙的无限敬仰与美好愿景：“敬申宏愿，聿怀多福，式建浮图，恭记胜缘，敬资先佑，爰初制造，逮至毕功……十六丈屋，岂唯须达之力；千二百房，讵假祇陀之势……”碑文中，她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大福先寺的壮丽景象：“楼台掩映于云雾之间，山川辽阔，原野明净；桂花飘香，秋窗含月；莲花绽放，夏沼流芳。”这份对美的追求与对佛的敬仰，穿越时空，依然令人动容。

在那遥远的唐朝，有一位新罗学子——崔致远，他以渊博的学识考中了宾贡进士，被誉为韩国研究汉文化的先驱，更是“中韩交往”的桥梁与先驱。在他的笔下，《法藏和尚传》缓缓展开了一幅历史的画卷：“至咸亨元年（670年），荣国夫人（则天生母扬氏）奄归瞑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则择上达僧。舍宅乃成太原寺。于是，受雇托者连伏推荐，帝诺曰俞，仍立新刹。”

时光流转，大福先寺的钟声悠扬，见证了无数文人墨客的悲欢离合。白居易曾在此设宴，为遭贬谪的刘禹锡送行。那一刻，雪花纷飞，笙歌缭绕，刘禹锡挥毫泼墨，写下了《福先寺雪中酬别乐天》：“龙门宾客会龙宫，东去旌旗驻上东。二八笙歌云幕下，三千世界雪花中。离堂未暗排红烛，别曲含凄飏晚风。才子从今一分散，便将诗咏向吴侬。”

岁月如梭，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等随第九批遣唐使团踏上了洛阳的土地，他们在大福先寺受戒，寻求佛法的真谛。三年后，他们带着对佛法的渴望，邀请大福先寺的高僧道璿东渡日本，传扬佛法，传戒度人。道璿，这位先于鉴真赴日的传戒师，成为了第一位受到日本天皇敕请的唐朝僧人。他为华严宗、禅宗、律宗等佛教宗派在日本的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唯一传世的《华严传音义》，被称为“唯一未被解读的有唐文献”，如迷一般，静静地诉说着那段辉煌的历史。

大福先寺，这座见证了中土佛教传入日本的圣地，如今已成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纪念地。每年的夏末秋初，总有无数日本僧侣踏上这片土地，朝圣祈福。特别是日本真言宗的权威——高野山佛教大学，每年都会派出僧俗信众，沿着空海当年西行求法的足迹，从中国扬州登陆，首站便是洛阳大福先寺。1984年，曾任高野山佛教大学大学长的静慈圆，亲笔题写了“福先禅林”四字匾额，悬挂于大福先寺朝南的后门之上，成为了两国友谊的永恒见证。

中日之间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如同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从秦汉时期的涓涓细流，到隋唐时期的波澜壮阔，再到唐以后的细水长流，从未停歇。这些交流的故事，如同璀璨的星辰，点缀在历史的天空中。到历史发生地去，重温那些历史的故事，应是品味历史最好不过的方式了。而今，我们不妨迈起脚步，带着文字，踏着秋日的落叶，从日本奈良到中国洛阳，从日本法隆寺到中国大福先寺，去追寻那些跨越时空的共鸣。一起感受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起聆听韦庄的“此去与师谁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风”，在历史的长河中，品味那份跨越千年的深情与厚谊。（作者分别系河南科技大学教授、《日本华侨报》总主笔；2024年11月7日写于日本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