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研究以特定域外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展开剖析。其目标在于构建全面且系统的域外知识体系，这一使命不仅承载着以国别地域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的深刻内涵，更具备助力社会各界应对国际化转型的关键功能。而专业的国际传播于对外层面，能够展现可亲、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于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彰显中国的责任、担当与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加强和改进我国国际传播工作明确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通过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学习与实践，笔者愈发深切地认识到，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与发展新机遇。这些挑战与机遇皆深植于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迁、鲜明的国际战略背景及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之中。在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的新闻发布环节，基于区域国别研究视角的国际传播实践研究，对于提升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至关重要。

本文试图以笔者所经历与认知的国际传播实践为着眼点，拟初步阐释国际传播作为区域国别研究关联领域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所彰显的的意义之所在，并浅析两者如何相互促进、形成合力，以及在我国外交、文化交流、文明互鉴、助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领域所肩负的使命担当，以期体现区域国别学与国际传播交叉研究“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关系。

一、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协同联动回溯

区域国别学的重要使命在于服务国家战略，其对开展全球和地区治理研究、加强国际传播与国际发展合作、研判国际热点问题等均能发挥基础性作用。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区域国别学理论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被赋予了更为强劲的时代动力。

回首往昔，二战结束后，世界划分为东西方两大阵营。此后30年间，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以“对话与和平”为宗旨，重塑国际关系新模式。在此阶段，中国在与亚非拉国家建交、和平共处、声援殖民地国家独立、构筑“三个世界”划分理论、重返联合国等外交事业中成绩斐然。然而，因意识形态差异和固有成见藩篱，中国和部分西方国家接触交流较少。1978年，中国开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之路，向世界展现融入全球发展格局的诚挚愿望，这要求我国国际传播能以被倾听、理解和支持的信息接受模式呈现。

1980年8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三天内两次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8月31日和9月1日，西方各大报刊连载采访全文，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对中国改革开放有了全面认识，对中国内政外交深刻理解并广泛认同。

笔者认为，当时中国国际传播总体思路正处于更好服务改革开放进程的探索实践阶段，世界著名记者的报道体现了我国国际传播模式的主动转变。基于区域国别客观差异对国际传播的分众化认知，表明中国国际传播受众定位更趋精准。

再观当下，我国在国际合作进程中为部分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贡献力量。但因对象国舆论场和民众对中国国际合作存在误解，致使一些中国国际合作项目在部分国家停滞或毁约。例如高铁国际合作信息传播中，需加大国别研究考量，聚焦对象国传播信息接纳模式差异，用受众易于、乐于、广为接受的传播范式开展有效国际传播。

目前我们所处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与互动反馈速度超越传统媒体。新闻、推文、视频的网络传播的链式效应、海量覆盖、黏性互动、快速即时等优势使得网络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和主阵地。网络构筑的“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为区域国别研究者提供新视角，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关系愈发紧密。国际形势变化，对象国国情、对象国对华视角和观点亦随之变化。区域国别研究“看世界”与“世界看”的双重视角，成为做好国际传播的强大助力。国际传播需研究对象国历史变迁脉络，与时俱进。

二、我国国际传播的现状与挑战分析

国际传播旨在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高跨地域、跨文化传播水平，使国外受众更好认识新时代中国，增强中国形象的亲和力与融入感。从区域国别研究视域而言，中国国际传播面临如下挑战。

首先从语言角度，从国际传播现状而言，以英文为首的新闻产品输出量和阅读率明显高于其他语言。这表明母语为英语的国家在信息传播中具有优势，非英语国家的新闻产品输出相对处于弱势。中国的国际传播产品存在语言表达与翻译瓶颈。语言精准表达是国际传播能否“行稳致远、广泛传播”的首要因素。对我国而言，除加大以外语为载体的国际传播输出外，还需有效应对国外有关中国新闻产品的报道与反应。

其次，国际传播中，对象国文化基础、民风民俗、思维习惯各异，表达方式、情感价值、喜好偏见截然不同。此外，意识形态差异也对国际传播构成严重挑战。例如，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从思想向行动层面演变，从网络意见表达到现实行动抗争，舆情与民众行为叠加，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近期部分国家选举中，亦有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极右翼色彩的一些政党领导人当选。这反映各国在世界格局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变化与选择。民众反全球化、政党领导人和国家领导者政治主张标签化，两者相互交织、交替影响，必然使各国外交主张面临意识形态对立、剑拔弩张的局面。目前部分地区对立态势加剧、战争风险上升，其中非理性因素、民意冲动、狂热选择都是国际传播中必须深入研判的重要因素。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各国通过媒体发布、学术论坛、文化交流等多种渠道向全球传播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对中国的观点和看法。其中既有客观友好的，也有误解偏执的，这些都影响着国际社会的对华认识和态度。例如，我国电动汽车产业、经济发展模式等在国际舆论场被误读，给我国国际传播实践带来挑战。因此，需加大对象国区域国别研究，深入了解受众心理、历史文化，为国际传播提供更科学的路径，减少文化差异所致传播效能弱化与表达错位引发的舆情误判等问题。同时，应关注舆情影响下对象国受众舆论场，以及区域趋势变化带来的传播更新，强化针对性研究，提高国际传播质量，制定并实施精准高效的传播策略。

三、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研究的融合实践探索

传播学作为一门涵盖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实用“显学”，国际传播与区域国别学本质上都肩负着光荣而神圣的责任和使命——为国家对外交流、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专业服务。

作为一名时政记者，笔者长期投身于外宣、对外民间交往、对外文化交流等重要工作领域。在职业生涯中，曾参与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江苏省外宣活动、陪同外媒记者参加“Go Jiangsu”报道工作。其中，在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期间，笔者深度参与澳大利亚馆、伊朗馆的新闻发布工作，努力为国际间的文化与信息交流搭建起坚实的桥梁。在国际交流的舞台上，有幸采访众多国际知名人士，包括澳大利亚前总理鲍勃·霍克、国际金融家亨利·罗杰斯等。与非洲驻华使团外交官、“一带一路”国家主流媒体记者团、塞浦路斯主流媒体记者团的交流互动，也形成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一环。此外，参加中国外交学会、江苏省和南京市外办的外宣活动，更是不断拓展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长期以来，始终致力于与国际友好人士和国外媒体新闻记者保持友好且紧密的交流，为国际传播事业不懈努力。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实践使笔者深刻领悟到，“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这国际传播“五力”，是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所在。新闻工作者唯有通过长期、深入的实践，才能在“和谁说？说什么？如何说？”这一国际传播核心问题上探索出准确且行之有效的实践路径。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有效方式之一。它要求我们熟稔对象国的历史、文化、习俗，更要精准把握对象国受众的心理特点、思想观念和兴趣喜好，进而创作易于被对象国受众接受的国际传播精品。尤其要善于运用各种生动感人的事例，清晰阐释中国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卓越贡献，为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日趋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国际传播工作者面临的挑战愈发艰巨。区域国别学宛如一座灯塔，正为国际传播实践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维度提供坚实的学术指引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国际传播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加深对对象国的全面了解，广交国际友人，持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要深入研究对象国在政治、文化、经济等领域的状况，全面提升国际合作与文化交流中的对外发声能力；从工作目标层面而言，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传播体系，着力提升国际传播五力；要倡导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四、区域国别视域下国际传播研究实践双推动

双向推动区域国别研究视域下国际传播研究和实践要做好如下几点：

一是要研究对象国网络媒体、对象国受众在社交媒体上的网络互动所展现的大数据，比如信息接纳偏好等信息。这能为对象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多即时、鲜活、形象、具体的研究案例。以区域国别学理论为引领，国际传播的范式与信息，可为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和研究资料。

二是鉴于国际传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中国在国际传播的业务领域中，需要业务精湛、对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熟稔的专家型记者。国际传播需要多学科知识储备、强调原创精神、讲究“人人眼中有、个个笔下无”，尤其需要对记者进行全方位、高质量培养。建议对外宣记者开展定期定向的区域国别学领域的学习深造，或派遣他们到对象国学习进修，让其对于对象国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直观了解。

三是建议在重大国际传播选题的设置、切入点的选取、项目实施的指导等方面，加大区域国别学学者的指导与合作。要加大区域国别学与新闻媒体的紧密交流，举办跨学科领域的专题研讨和座谈，促进实践与研究的相互提升。

四是在网络时代提升社交媒体的活跃度、即时性、互动性、参与度等鲜明显著的传播优势。广泛交往、加大互动是做好国际传播的重要办法。国际传播的创作者、传播者、接受者最终都落实到鲜活的个人。要强化学者、新闻工作者的合作，使其为国际传播提供不竭动能。

五是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要积极吸纳借鉴区域国别学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各领域深化改革协同，放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大局中去谋划。主流媒体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要加强对传播功能的研究，通过5G、人工智能、话题设置、著名主持人和媒体人培养、技术赋能等实现内容提质、渠道增效、场景延伸、用户凝聚等，实现国际传播有效送达和“信息落地”，提高中国主流权威媒体在国际传播体系中的话语权。

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做好区域国别研究视域下的国际传播实践探索，以媒体为主要传播渠道的国际传播要以情感沟通、理性说服、价值共鸣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为各国发展创造更好外部环境；要在区域国别学专家引领下，善于和国际友人交往，拓宽国际视野，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做出新闻工作者的应有贡献；要在充分吸取区域国别学优秀研究成果的宝贵养分基础上，能够站高望远、广收博览，依托强大的媒体渠道，提供专业的宣传服务，做好服务区域国别学研究学术成果和优秀学者的宣传推广作用，促进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要努力搭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为国家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为推动我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和智力支持。（作者系新华报业传媒集团扬子晚报时政部记者，南京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