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的世界，信息的革新和交融点开了欧洲发展进步的活力“穴”，深深刺激着人类思考、探知、求真的生物和精神特质。产业革命下的科技进步，更使西方在全球处于难以撼动的支配地位。相比之下，日本在17世纪开始“闭关锁国”，在时代冲击之下，历经长达200余年的沉寂和自闭后，终于让“幕藩体制”终焉，掀开维新的篇章。

如果借用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方面的流行词来讲，明治新政府的两件要务便是“走出去”和“请进来”。派遣使团前往西欧学习取经自不必说，政府邀请和招聘的“洋人”占据着明治进化史的重要篇幅。在我看来，其中最有意思的，是纪念铜像同时出现在东京大学附属病院对面，以及看上去完全不搭界的草津温泉附近“道站”2楼纪念馆内两个地方的德国医师贝尔兹。这个在明治时期为日本近代医学做出卓越贡献的洋人，不仅是另一个被誉为“近代医学之父”的外国教师，也是被请到包括明治天皇在内皇族权贵阶层身边的“御用”医师。不过，从文化和历史层面看，他的“洋视角”却更是观察明治史的一面“多目镜”。

贝尔兹先后就读于德国有名的图宾根大学和莱比锡大学，医学科班出身，成绩优秀，毕业后顺利留在莱比锡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如果没有那次 “邂逅”，贝尔兹可能会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生，但恐怕远远不会如此有名。在23岁的时候，他出于偶然，担当主治医师负责1名因肺病入院的日本留学生。这名学生叫相良元贞，正是明治政府医学制度改革负责人的相良知安的弟弟。相良元贞亲身经历贝尔兹的精湛医术和高尚人格，即刻向兄长做了推荐。此时，相良知安恰好有意选择一名德国医学专家。贝尔兹作为有着旺盛好奇心和求索欲的好学之人，便欣然应邀，在24岁时前往日本东京医学院也就是东京大学医学部前身当了一名教师。

日本各类资料馆能找到关于贝尔兹的丰富资料，历史对其评价大多定位为“三种面孔”：教师、研究者、医生。其实，他已超越医学范畴，还是文化学者和社会学者。比如，他留名温泉界，并非只是个爱好者，而是在医学健康层面推动温泉疗法的“恩人”。他从1878年开始持续研究温泉浴，1884年在《柏林临床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持续温泉浴疗法的学术论文，这是世界上首次对外介绍日本温泉医疗概念。甚至，他还向皇室极力谏言，在箱根温泉建设疗养避暑地。草津温泉的成名，背后有贝尔兹的身影。因此，时至今日，草津市还和其故乡结成友城开展交流。

明治政府聘请的大约2千名外国人当中，贝尔兹以在日时间28年之久雄踞榜首。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黑川清指出，贝尔兹在日本的近30年，是日本深受西方影响的激荡年代。既为近代医学教师，又凭其御用医师身份和立场，他近距离目睹日本社会高层的思想变迁，深入社会变化之中，对日本的明治蜕变有着犀利的时代洞察。在《贝尔兹日记》等重要文字中，频频见到他对日本社会的敏感捕捉。例如，关于日本近代化的迅猛，他认为“10年前，日本还只是处于中世骑士时代，却正欲一口气把欧洲近500年的发展即刻收入囊中”；作为身处时代浪潮的外国人，他客观地提出“日本这种大跳跃式的前进容易适得其反……作为被聘用的外国人，我们应当谏言，而不是助力”；对于日本全盘西化的文化倾向，他则尖锐地批评“甚至有些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历史从现在才刚开始。如果日本轻视自己的固有文化，那么将得不到外国的信赖。”这些话语，今日读来，仍然十分深刻和有见地。由此可见，贝尔兹对日本近代化的影响，是有原因的。

历史的浪漫在于，往往经风见浪的人物传奇背后，都有一段平和的家庭故事。贝尔兹不但娶了日本女性作妻子，其长子还成为了纳粹统治时期“第三帝国”最为有名的日系德国人。无论贝尔兹在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名气有多大，百年沉淀后，现代日本人更多记住了一个对日本有感情的西洋人。回望明治，贝尔兹本身就是一本书。（2024年12月2日写于日本名古屋市东急酒店713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