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律法、律令的世界里，自遣隋使、遣唐使以来，日本将中国的先进做法视为仿学之本。进入近代后，中国转而注重向日本积极吸收其司法体系和制度改革成果。中日的互学互鉴，构成了法学领域交流的珍贵篇章。

我想起2018年新年伊始，早稻田大学教授稻畑耕一郎在复旦大学开设的一场讲座。内容的主角是芦东山，以及芦东山名为《无刑录》的一本刑法著作。2022年底疫情期间，稻畑耕一郎又应邀在芦东山的家乡岩手县一关市的芦东山纪念馆开馆15周年之际，围绕这个人和这本书做了一场讲座。身为儒学者，留下后世称颂的刑法名著，这样的组合当然令人倍感兴趣。

芦东山1696年生于一关市的农村。虽是农家，但祖上给芦东山打下的生活基础并不差。这个“不差”，并非指物质，而是爷爷和父亲都担任村长，这也使芦东山身为农家人，志在学问。他从小就好学，通过努力在19岁就以非正式形式的“番外侍”身份列席仙台藩的武士，26岁则作为儒学者为当地君主服务。和随波逐流、明哲保身之人不同，芦东山是一个直言敢谏的臣子，只要对藩城发展有利，他定会大胆提出。受到社会制度局限，在当时，身份低的人是很难向身份高的人提出意见建议的，自下而上的开放体系是不被接受的。换句话说，向“上级”表达不同意见是职场和官场的“禁忌”。恰恰，芦东山与众不同。他坚持认为，敢于表达不同意见才是自己作为儒官的使命和责任所在。比如，27岁那年，芦东山直接向藩主伊达吉村上呈意见书，以分条形式提出了作为藩主执政的“应为之事”，包括加强儒学教育、兴建学校、聘用优秀老师等一系列措施。在其思想中，一是深受自幼成长于农家的亲身经历的影响，二是得益于要为民谋福的家教，这奠定了芦东山的人生格局。不过，过于进步的思想，也是造就芦东山命运转折的“魔力之手”。

过了不惑之年的芦东山，悄然迎来人生的难关。仙台藩在建设学问所时，芦东山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在座席次序方案中，他大胆提出了有悖于传统旧法的建议，认为学生座次不应依据其父亲的身份论高低，而是一视同仁，根据年龄排序。不但这份方案未能通过，不久后芦东山便遭受了在外地“幽闭”的处罚。显然，“先进的思想”碰了壁，也让芦东山走入了人生的低谷。史料记载，在权力者看来，芦东山属于“执迷不悟”之徒。

面对从天而降的灾祸，芦东山只是从容地回答“知道了”，并未做出任何激烈反应，而是和妻儿平静地起身前往目的地。既为“幽闭”，芦东山始终在监视之下生活。更为严苛的是，如果说身体和行动的束缚只是一种表面制约，那么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笔墨纸砚也被禁止使用则是对其灵魂和思想的桎梏。待笔墨自由后，芦东山的房内便整日如白昼，可想而知其只争朝夕作学问的场景。

村落里的冬天一至，寒风刺骨，但也让芦东山的头脑和心绪更加清醒。不幸的是，因一句话丢掉了贵重的饭碗和地位。万幸的是，时间和思想仍然是自由的。自由之中，芦东山开启奠定日本刑法思想根基的《无刑录》篇章。刑法，为什么是它？这还要提及江户时代另一个知名儒学学者室鸠巢。他先后历仕三代幕府将军，并将《六谕衍义》翻译成日语，直到明治维新这本书都成为当时日本社会重要的教科书之一。作为芦东山最为崇拜和尊敬的老师，室鸠巢曾向芦东山建议过针对刑法开展研究和著书。听者有意，笔耕不辍，在芦东山花费17年完成的18卷《无刑录》上变得十分具象化。

我不是法律研究者，但在第一次看到《无刑录》的书名时，从中感受到的是强烈的思想文化气息。向“刑”问道，而为何又“无刑”呢？这正是芦东山思想的闪光点。他倡导建立无刑罚的理想社会，认为所谓“刑”者，应是引导人重生、向善而生之物。读罢其中的一部分，会让人对芦东山就中国儒家思想的深入解读和运用生出敬佩。从中国《三字经》里的“人之初，性本善”，或许能够体会到芦东山倡导教育式刑罚的初心。

结束23年的“幽闭”生活后，芦东山“获释”成为一名浪人。《无刑录》虽然在其死后才得以被社会认可，但“告老还乡”的芦东山家中依然门庭若市，因求学和求医为目的的来访之人络绎不绝。始终坚持自己的为人之道，思想之道，生存之道，不得不说看似职场失意的芦东山，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无刑录》虽是“闭门造车”之作，却有惊世之音，是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趣谈。（2024年12月17日写于江苏南京漫心酒店8405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