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奈川县立历史博物馆里，藏着由明治时代的浮世绘画师早川松山的一幅画，描绘了影响日本和英国的“生麦事件”。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画中也不过是日式打扮的武士，和洋人之间看似并不激烈的冲突场面。由于画师使用的颜色十分鲜艳，以至于只看画时，很难感受到其中的风云激荡。其实，发生在横滨郊外十分偏僻的生麦村的那场突发事件，背后激起了足以撼动历史的千层浪花。

1862年8月21日下午，东海道上的生麦村天晴气朗，但谁也想不到平和的日子会染上血。这一天，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返回京都途中。作为地方上的“太上皇”和实际掌权人，岛津久光此前以700余人的浩浩荡荡的大队伍前往江户，谏言幕府政治改革。从大背景看，岛津久光作为有志之士，已然看到了外面世界的风云变化。横滨作为已开放港口，日本正在迎来贸易兴盛的时代。虽然意识到打开国门是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但“攘夷”依然是政治的主流。按照当时的流派，一个是“破约攘夷”，即不惜武力代价也要先将各种不平等条约废除后，再以平等身份缔结新条约。另一个是“大攘夷”，贸易兴国，加强经济力和军事力建设，从根本上与外国平等相处。岛津久光属于“大攘夷”的推动派，在本意上是反对一切形式的和外国之间无谋无脑式的摩擦和冲突的。

如果没有“生麦事件”的发生，自己的建议得到了幕府重视和认同的岛津久光，纵然不再是“在编”的一城之主，但或许也将迎来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出道”。根据《维新史料纲要》等材料记载，回京途中，岛津久光的队伍被4名骑马的英国人无礼地闯入，造成1名英国人死亡，2名英国人负重伤的结果。当然，如果追究历史细节，冲突的原因之中也不乏双方沟通不畅等非人为要素。在当时，当街砍杀外国人无疑是震惊内外的爆炸事件。还值得关注的是，砍杀行为虽然没有岛津久光的直接命令，但可以视作是在其默许之下发生的。因此，“生麦事件”被赋予了沉重的政治色彩。伴随英国人的死伤，日英关系也无法回避直面而来的对立。

在“攘夷”的思潮背景下，岛津久光的做法获得了很多好评甚至是欢呼，英国也面临外交处理或武力报复的选择。萨摩藩作为拥有强盛实力的地方藩城，在交战上并不惧怕英国。事实也证明，事件翌年，英国舰队以交出犯人和赔偿金等为由，挑起了“萨英战争”。从结果上看，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国并没占到便宜，实力雄厚的萨摩也以较小的损失重创对方。这其中，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披靡的将领大山岩，被称为“旧日本海军改革之父”的山本权兵卫，以及“对马海战”中率队击败俄国海军的东乡平八郎，都开始以并不起眼的方式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因此，“萨英战争”不但是推动日本进一步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契机之一，也是近代化人才的一味“催化剂”。更有意思的是，按照日本史料上的说法，作为日本一万日元纸币上的肖像人物，大名鼎鼎的福泽谕吉则在双方的谈判中，将英国提出“惩处作为责任者的凶犯”误译为“索要岛津久光的首级”而加剧萨摩藩的敌意，间接将双方引向更深刻的对立。虽然谜点重重，不知这算不算这位日本名人的“污点”。

有史学家将“萨英战争”和“鸦片战争”作比较，是因为弱方都意识到了坚船利炮背后近代化的力量。令人唏嘘的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朝依然支离破碎。“萨英战争”之后，日本重新认识闭关锁国和西方科技，主动和英国结好建立贸易关系，萨摩藩进一步成为明治时代的强藩。“一笑泯恩仇”之后，是明治维新带来的近代化大跨步。

“生麦事件”中被杀的英国商人查理斯被安葬在了横滨的外国人公墓，成为这段历史的特殊“见证人”。试想，如果没有生麦村里的这场偶然，萨摩藩和日本的近代化，又将遭遇哪样的时代“邂逅”呢？（2024年12月20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