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钓鱼岛主权纷争不断升级，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又渐渐高涨了起来，沉寂许久的“抵制日货”运动再次风生水起。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赞成派和反对派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清楚地知道抵制日货需付出惨重代价，只是赞成派认为“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反对派认为“伤敌一千、自损一万”。

笔者多次撰文反对抵制，理由很简单，从经济史角度来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经济是靠抵制而获得成功的，在当下关头情绪化地抵制更是只会让中国的产业培育、转型都难上加难，只要中国还想在房地产、IT、股市之外培育一些实实在在的产业，就仍需借力日本、向日本学习。

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日本拥有一批实力过硬、且垄断了全球产业链诸多领域高端的优质企业，特别是在精密零部件方面，很多企业是一枝独秀，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品。

在中国，“莫重蹈日本覆辙”、“不要走日本老路”等论调泛滥，每当股市或房市出现危机时，“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吗”的忧虑便油然而生。中国方面关注的焦点是“日本教训”，而忽视了“日本经验”。

事实上，虽然名义上都称“高增长期”，但中日两国极不相同。硬要说中国是在走日本老路的话，也只是在走日本1980年之后陷入泡沫疯狂的那一段，而没有好好地学习日本1960年至1970年“黄金十年”的经验。在那十年间，日本不但年均增长15%左右，更确立了两大支柱——“产业立国”和“中流社会”。

“产业立国”路线提出于战后，但实际上这与战前的“殖产兴业”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说，日本人的骨子里充满了“崇尚实业”的因子，日本被戏称为“工匠之国”，在民族根性上存在对技术和细节精益求精的倾向。在日本，主导经济的是经团联，经团联会长被誉为“财界总理”，基本上都出身于三菱、丰田、东芝等大企业财团。

与经济深受华尔街金融家们控制的美国不同，金融业在日本只是作为一种工具，几乎未作为独立的产业来发展，金融业被视为是日本的软肋。准确地说，日本的金融只是为产业提供润滑剂，基本上很少有人去玩所谓的“资本运作”，当日本“活力门”创始人堀江贵文鼓足勇气去“吃螃蟹”时，会显得格格不入，并最终遭逮捕。

日本不动产金融工学学会会长川口有一郎对笔者表示，“剥除房地产、股市存在的泡沫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还能剩什么，才是一国真正实力的体现”。索尼原总裁出井伸之在接受笔者专访时也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是一个事实，但另一个事实是，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居然还没有培育出可以代表这个国家气质的民族产业，我长年去中国出差，每到一处问其今后有望的产业时，得到的答案都是一样的：金融、IT、房地产”。

中国自“南巡讲话”之后，从统计数字来看，的确处于“高增长期”，但中国几乎没有领先的技术革新，也没有培育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国的产业基础依然非常脆弱，中产阶级占主流的橄榄型社会更是不见踪影。

因此，简单地说中国比日本落后30年或40年都不确切，所谓“社会主义特色道路”到底要确立一种怎样的“北京模式”，在“抵制日货”之前要不要先放下身段认真地向日本学习产业立国、实业强国，值得每个国人冷静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