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日，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携带安倍晋三致习近平的亲笔信访华，这被解读为是对华释放“友好”信号。原首相鸠山由纪夫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题写“友爱和平”，并特意将名字中的“由”字写成“友”，也让人在中日剑拔弩张之际看到些许“和平”的微火。

但这些努力显得很微不足道，而且异常地“非主流”。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失态地痛骂鸠山由纪夫“国贼”，安倍晋三反复重申“在领土问题上中日没有谈判余地”，以及日本政府毫不妥协地固守“不存在领土争议”的立场，都将中日关系一步步地逼入了近乎无解的死局。两个曾因战争而几近毁灭的国家似乎忘却了历史的惨痛，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国家主义”思潮重新回流，甚嚣尘上的民族主义被一步步工具化利用，整个东亚甚至整个世界都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中日必有一战”、“对日不惜一战”的论调不绝于耳。但正如爱德华•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所言，“一场战争，甚至是一场战斗的偶然性结果，都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没落”。对正处战略机遇期的中国而言，“不轻易言战”比高喊“绝不畏战”重要得多。战争之可怕就在于战争往往会不可控地扩大化，日本知名媒体人田园总一朗在《日本的战争》一书中总结道，“开始一场战争并不难，但要结束却极难。若无大量牺牲，断难以结束。这是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经历战争，并应从战争中学到的最大、最深刻的教训。”

钓鱼岛问题的实质在于主权归属，如何理解“主权”至关重要。现代主权概念的始作俑者让•博丹将“主权”界定为“一个共和国所拥有的绝对和永恒的权力”。此后的卢梭、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等人都几无例外地认定“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被分割的。但是，在亚洲几千年历史上，“主权”意识实际上一直是相当淡薄的。

若基于这一近代以来源自西方的主权概念，在中日互相主张主权且不妥协的姿态下，钓鱼岛就将是随时可能引爆的火药桶。但纵观罗马帝国分裂、欧洲国家殖民地独立、美国独立战争、前苏联解体、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及当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等，都表明所谓的“主权”其实是不断变化的。若将“主权”概念理解为是“国家主权”，那么在“国家”的大义名分之下，战争就成为可能的选项，但若站在“国民主权”的视角上思考，战争则是需尽量——不，应该是必须避免的祸事。

早稻田大学天儿慧教授曾在琉球大学执教近10年，他与当地渔民有过深入接触。据其回忆，冲绳渔民经常说“我们的海”，当询问“‘我们的海’边界在哪儿”时，冲绳渔民会回答，“越过台湾、远至菲律宾。我们和台湾、菲律宾等的渔民一起打过渔，我们之间不需要护照什么的，就是一起打渔的朋友”。

天儿慧教授感慨道，“他们所谓的‘我们’并非仅指日本渔民，而是指一起打渔的人，他们的眼中的国界意识很淡薄，遇到台风等困难时，他们之间会相互帮助。但我们这些被近代理论浸染的当政者、学者、媒体人，却看到了‘主权’二字。”

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山里贤一主张，钓鱼岛更应成为“中日台三方共存共生的生活圈”，成为“促进渔业、观光、贸易等各领域友好交流之地”，唯此才能让冲绳逐渐摆脱“军事据点”的命运，逐步转向“和平据点”。

太美好的理论设想或许会被现实无情击碎，但中日双方都必须明确，钓鱼岛问题绝非中日关系的全部，让钓鱼岛问题绑架中日关系大局将两败无疑。而中国要以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解决钓鱼岛问题，只能靠综合实力，在美日以及其他美国盟国共同站队的情况下，要做实力和法理都占优，显然还需要一定时间来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