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潘石屹在微博上写道：“刚刚开会，一同事说：‘潘总，告诉你一个不好消息，租我们房子的一家以吃鲍鱼鱼翅海参为主的高档餐厅退租了。’我：‘好消息，大好消息。证明反腐见效了，普通百姓谁吃这东西’。”

据报道，在中国新领导层的强势反腐面前，官员和企业高管减少了宴会和高额送礼,茅台股价在一路下跌，春节期间的商战也创下2009年以来最低增幅。预计陷入困境的饭店和百货店经营者今后会陆续涌现，租借潘石屹商铺的高档餐厅退租只是其中一例。

这意味着反贪腐运动可能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内需。反腐当然是非常有必要，但这样的“意外结果”恐怕也暴露了中国经济扭曲的一面，即政府需求占GDP的比例过大，据统计，中国的民间消费（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0%-40%，政府和企业支出（投资与消费）却高达近60%，政府和企业是中国的内需主体。这与美国、日本的情况截然相反，美国的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超过70%，日本也一直维持在65%左右。换言之，美国、日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普通民众的消费，而中国则主要依靠政府和企业高管手上的钱。

造成中国经济扭曲、民间消费虚弱的根源只有一个：社会财富过多地涌入了政府和企业的腰包，民间个人并未分享到应得的改革红利。这会严重抑制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亿万富翁，但也有七亿农民，夹在这两者之间的是非常稀薄的一层中产，目前的他们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华尔街日报》称之为是“全世界最悲观的一群中产”。

中产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多元的，并且是随着社会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中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功能不尽相同。他们既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稳定器”，不断地增强社会稳定的力量，有效地缓冲和调节社会的矛盾与冲突，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又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颠覆器”，影响现行社会制度的稳定，变成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掘墓人”；也可能成为一个社会的“异化器”，或政治冷漠，成为消极无为而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局外人，或政治偏执狂热，沦为政治极端主义的中坚力量。

至于中产阶层在这三种功能之间的转换机制是什么？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发挥“稳定器”的积极功能而不发挥其他两种消极功能？目前的研究尚未形成定论和共识。但不管怎么说，中产阶层的薄弱将导致中国很难让民主主义在中国萌芽、扎根。掌握大多数社会财富的社会上层若拥有主导性影响力，将让民意被自动过滤而无法发声，或者将有可能导致出现迎合底层民众的极端势力而将整个社会带入动荡。因此，加速社会财富向民间转移，培养健康的中产阶层对长治久安尤为重要。

反观日本社会，虽然出现了所谓中产阶层的“下流化”倾向，但总体而言，庞大的中产阶层依然健康、稳定。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小，社会总体收入水平很平均，鲜有“暴富”阶层，基尼系数也长期保持在0.25左右。而且，媒体虽然屡屡危言耸听地称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在崩溃，但就笔者的观察而言，这些制度仍然根深蒂固地深植在日企文化中，在日本企业中，工龄对收入影响较大，而工作绩效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多体现为年终奖等额外收入。只要员工在企业长期工作，就可确保获得稳定且越来越高的收入，这保证了工薪阶层在经济上有良好的收入预期，也让其心态较为稳定平和。

可以说，执政者要想持续推进反腐、避免“亡党亡国”，靠道德说教显然已经被证明很不靠谱了，但仅靠党纪国法来加以严惩恐怕也难以收到良效。还必须实现两大转换：尽快削弱不受制约的公权力、转向扩充和强化私权保护；同时必须尽快推动社会财富从政府和企业转向普通民众。唯此方能持续反腐，并为中国带来长治久安。